文/李雅靖
今天,送女兒進小學特教班教室後準備離去,一位她腦性麻痺同學的母親在學校門口與我攀談,關心我擔心女兒上學的狀況。她不斷的敘述她女兒病情的嚴重性與扶養她的辛苦,目的是要我放鬆心情,因為「總有比她更悲慘的例子」、「妳女兒的狀況已經算很不錯了」。雖然,這些年已知道女兒離正常小孩的路愈來愈遠了,也學會接受上天的安排,並開始主動和關心者訴說女兒的情況,也在弱勢團體的發聲上略盡棉薄之力。
但,我總是怕與這些跟我有類似命運的家長聊天,怕的是他們說出自己從來不敢想與不會去想的「未來小孩如何照料自己的問題」,怕的是觸動心裡對這些受身體與心靈折磨靈魂的同情,怕的是記憶起數次與政府抗爭弱勢福利時所體驗到的「弱勢團體就是得自求多福」的無力感。心裡其實還很脆弱,連訴說女兒的狀況也只敢用最表層的感情,把病名與病灶說明白而已。
我的女兒岱芳是「結節性硬化症」患者,合併自閉症與智能發展遲緩,心臟、腦部、腎臟裡有纖維瘤。她的癲癇在我們旅美時發病,稱為點頭式癲癇(infantile spasm)。醫師當時開的藥是 ACTH((在台灣則多使用「瑟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