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格

影像傳播已然成為現在最重要的宣傳方式之一，可是對於公益團體來說實際操作卻是相當陌生的，即使腦海中有許多的故事想說，但因為不了解所以不知道該從何著手。感謝開拓文教基金會，開辦影像製作工作坊，帶公益團體看見了自己的媒體傳播潛力。

以前想到要拍攝影片就會感到無力，雖然平時很喜歡看電影、聽故事，可是從不認為自己可以做出一部能讓自己滿意的影片，更何況是能感動人的影片？我們無非是希望能讓更多人藉由影像，看到、聽到這些弱勢族群的聲音！於是抱持著什麼都沒有預設的立場，報名參加了這次的影像工作坊，期待在想法和心態上有些改變。

這一次的專題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體驗，年後工作上被賦予製作影片的新任務，因為完全沒有相關經驗，一開始完全不知道要從何下手，也不知道該從何問起。在我很焦慮的情況下，得知了開拓文教基金會與身障團體聯合舉辦影像製作工作坊課程，就立即報名參加了。

課程安排在一開始由Peopo公視公民新聞王建雄老師教我們如何拿相機拍照、錄影，搭配了淺顯易懂的簡報分析電視新聞的結構、引導大家做不同短片的比較與討論，在短時間內建立起大家最基本的拍攝技巧。

對我而言，製作影片是個很大的挑戰，我知道這不是件簡單的事。而第一次的課程教導如何利用不同角度、遠近的相片說故事，簡單易懂的課程內容讓我增加了不少信心，覺得克服了我最害怕的技術層面後，好像也沒那麼困難了。但接著我發現對我而言最困難的反而是我最擅長的說故事，也許是因為對自己服務的對象太過熟悉了，所以一點也不覺得這是個可以述說的故事題材，而我也在思考如何表達故事的內容時陷入了麻煩。

初剪時我用照片表現學生在總會工作坊一天的生活紀錄，缺少了故事的主軸，因為這些就是我們的日常生活，而我也以為這樣的表現方式可以讓大家了解我們。但後來發現並非如此，因為除了與我同辦公室的輔導員外，沒有人知道我到底在幹嘛，到底想說些什麼，這是我最先遇到的瓶頸。

癱瘓後，一直被鼓勵著要振作起來，要克服一切障礙，要改變自己，但所謂改變自己的內心，卻讓我走向另一個封閉的世界，內心站起來了又怎麼樣？走出了我的內心，卻走不回原本的世界，在這世界的面前，我僅不過是一個內心堅強的人，但我跟這個世界的關聯又是什麼？一格小階梯就足以將我阻擋，生命與環境的連結，在消極中，快速地消失，成了障礙者之後，就必須要與這世界做出區隔嗎？

在電梯與手扶梯前，我看著人群擠往我前頭，也許是因為趕時間，大家都想搭上這一台電梯，卻不往一旁的樓梯、手扶梯走，我突然對於這一切產生了質疑，如果說障礙是我自己的問題，那麼當環境出現便利輪椅移動的設施，為什麼其他的人也都搶著使用，大行李、娃娃車、暫時受傷的人，如果障礙是我自己的問題，那麼他們又該怎麼做歸類？

接著，我開始不斷地說，不斷地與人談論關於無障礙議題，並且實際行動，跟更多朋友一同出門，一起去經歷受阻的窘境，一起在談論與實境中去釐清「障礙」這回事，卻也在期間產生了許多的變化，不僅是我自己，也來自我身邊的朋友。

障礙者常戲稱「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是入口明明在我面前，我卻過不去。」但如果這個入口是每天都要回去的家門，那就令人無法想像了。

個頭嬌小的林君潔也遇到這樣的問題，雖然住在現代化的社區大樓裏，卻因為正門入口處有階梯，使得她平常必需繞路「走後門」，從停車場進出，不僅與車爭道，停車場的斜坡道不符無障礙規範，讓她很難「快快樂樂出門、平平安安回家」。

她表示雖然有停車場後門可以進入，但停車場的通道環境並不舒適，對於嬌小、坐輪椅的她而言也很危險，尤其遇到颱風天時，如果從正門下去就可以輕鬆到騎樓的便利店買東西，不用風吹雨淋，不但便利也安全，但由於正門沒有斜坡，她必需從停車場繞到前面買東西，泡麵還沒買到雨傘就開花了，整個路程不但不舒服其實還蠻危險的。

幾次下來讓她心生不平，覺得我也是住戶，我也有繳管理費，為什麼我只能走後門不能走前門?為了說服管委會及大樓住戶同意在前門設置無障礙斜坡道，她收集了許多資料，包括斜對坡對老人家、娃娃車、一般住戶搬運物品的好處等，也集結了一些沒有斜坡道造成住戶、路人危險的案例，並且私下尋找一些住戶的支持，希望動之以情、說之以理，尋求支持，怎奈第一次管委員提案的過程讓她飽受驚嚇與壓力。

2012年9月，我參加了的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舉辦的第四屆身心障礙者青年種子培訓營，認識了台北市新活力的夥伴們，同年10月14日我騎殘障機車和大侄子一起參加自立生活大遊行，很奇妙的，我的人脈網絡便開始擴展、與不同領域的人開始連結，不知不覺也就認識了殘障聯盟這個團體。

上過2013年殘盟舉辦的「第五屆障礙權利行動者標竿營」後，才慢慢大約了解什麼叫倡權，當然去上課時，只是好奇這個議題是什麼?只覺得參加遊行，喊喊口號，和政府官員嗆聲好像很威風，所以才修這門課，這其間我也曾想放棄，尤其是下雨天還要去上課，實在很麻煩，很慶幸我們這一組組員們都沒放棄自己，我們也順利結業了。

104年度中央政府社會福利支出中，身心障礙者部分133.6億元（編者註1），僅佔總預算的0.68%。相對今天政府標售幸福與國寶人壽，政府要倒貼(稱為賠付) 303億，輕而易舉的讓全民買單。政府這樣的作為，讓我們憤怒，因為社福預算關係到障礙者與家屬的生存，分配卻如此克難。

日前發生父親掐死21歲的腦性麻痺兒子的悲劇，無形的殺手其實是政府資源分配不公。

根據研究，79%的國內身障兒主要照顧者是家人，換句話說，家庭仍舊是身心障礙者日常生活的主要照顧提供者，在身心障礙照顧服務部分，公部門並沒有負擔太多責任。以長照法案為例，目前擱置的原因是財源編列的方式，藍綠兩黨有所爭議，只關切2016政權取得，也完全不積極提起討論、協商、修正推動方案。

之所以關心長照法，除了財源之外，我們更關心內涵跟品質，在未來的長照系統，只以老人需求為主要設計，然而身心障礙者的長照需求，非常複雜且多元，但國內長照缺乏回應身心障礙者需求的設計。

三月二十二日，正當全國心智障礙者家長總會在國立師大附中召開年度大會時，在台北市的另一個角落，一位心力交瘁的父親親手了結自己那個身障孩子的生命。三月上旬，另一位媽媽選擇在基隆河畔燒炭，結束自己的生命，留下撫養二十年的唐氏症孩子。

最近發生了一位父親殺害了自己的親生兒子，因為兒子罹患腦性麻痺，身障嚴重，需要很多的照顧。長期累積壓力，終至悲劇發生。這讓我想起一段往事。大約在二十年前的農曆年前夕，我在一次意外中，左手骨折，當時爸爸本來準備跟公司老闆一同去泰國。印象中，那是爸爸第一次有機會出國吧？但爸爸下班回家，發現我又骨折了，難過的不斷哭泣，還說不出國了，要留在台灣照顧我。當時我很難過，想到爸爸難得有機國出國，不想因為我的關係而失去機會。有天夜裡，爸爸到房間問我，如果有一天，他照顧我不了我，要帶我走，我願意嗎？當時我跟爸爸都流著眼淚，不知怎麼得，我點點頭，默許了這樣的假設。

後來，哥哥照顧我，讓爸爸可以安心出國，了卻了我心中的不安。但是，這種為了照顧家中的障礙兒，父母往往無止盡犧牲自己的健康、時間、體力，卻是不爭的事實。障礙兒就像是個長不大的孩子，只能仰賴父母照顧一生，無法對「未來」有所盼望。

最近這個新聞，勾起我的回憶。如果不是我的骨質日益好轉，漸漸可以自理，我很難想像，當我成年之後，爸爸年近六十，他將負擔多麼巨大的照顧責任，在工作與照顧者蠟燭兩頭燒。而身為障礙者的我，時時刻刻擔心害怕，成為家人負擔，思考情緒，日日夜夜受困於障礙的身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