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幫我們做決定

上周六下午(2/18)，我參加了台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障礙的歷史與文化」講座，又濕又冷的天氣，我以為只有少數幾個人會來，沒想到一進門，哇，門庭若市地坐滿滿，當下心裏覺得很高興，這麼冷的天氣還有這麼多人願意來，可見得大家對身障者處境與權利，有一定的關心與期待。

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張恒豪擔任分享者，與大家談了障礙者的發展歷史與權利運動，以及台灣團體很少會談起的「障礙文化」議題，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幾點的討論：

障礙文化的討論：早期因為機構照顧（或說隔離）身障者的關係，使得長年在機構生活的身障者，形成所謂的障礙文化（如樂生的漢生病患者），而聽障人士也因為使用手語的關係，有自己的語言系統，因此形成「聽障文化」，有關障礙者的文化，在台灣鮮少被提起或研究，讓我當時覺得很有趣。

講綱內容也指出「文化」的定義：共有的；它是一系列共有的概念、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它是使個人行為能力為集體所接受的共同標準。而文化的再現可以是文學，可以是藝術（Disability Art）等方式。

不過我們要去劃分身障者創造的藝術，要被歸類為「障礙藝術」嗎？對我而言，它就是藝術，我不會因為作者的身心狀況，而去劃分藝術的領域。

第二個印象較深刻的是，大家討論到與身障者家長接觸的經驗；健常的家長是不是障礙文化的阻礙者？講座內容提到，因為家長會用健常人的眼光去檢視身障者，並用健常人的生活方式來要求，所以他們有可能是障礙文化的阻礙者？當然會中也有提到，對智障者、精障者而言，許多時候是需要家長代言、爭取權益，而家長在照顧這樣的家人時，也應該有權益去表達自己的需求。(「健常人」說明參考資料)

不過這個議題討論讓我感觸比較深的是，台灣社會對身障者的不友善，就是因為這樣的經驗的累積，所以家長才會害怕常人的反應，進而要求身障者在社會生活時要「符合」健常人的期待。如果台灣社會已經可以尊重、願意提供多一些時間、多一點機會給身障者（如與自閉症者、聽障者互動），家長就不會那麼急迫地想幫身障者發言，甚至是做決定。

沒有人喜歡決定權在別人手上，更不喜歡被剝奪做決定的權利，至今台灣的身障者仍和美國當初的身障權利運動一樣在爭取「坐公車的權利」（Black people fought for the right to ride in the front of the bus. We're fighting for the right to get on the bus ( From Good Will to Civil Rights Scotch. Richard 1984, 2001)），許多政策規劃也將身障者排擠在外，這也是為什麼身障者會吶喊「沒有我們的參與，就不要幫我們做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