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與文學共生

文／王浩威

　　國內出版社一口氣譯出兩部作品的神經科醫師薩克斯，引用尼采的話問自己說：「沒有疾病，我們還活得下去嗎？」生命的發生乍看是天經地義，以致毫無意義的全盤接受了。直到生病了，必須換另一個角度或另一方式來看待這往昔熟悉的世界，我們才會自問：人類認識這世界的一切視野，究竟是怎樣在我們心目中建構起來的？

　　薩克斯《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和《火星上的人類學家》，其實只是深度的同理新和精密的觀察力兩者交互運作的病歷記錄。然而這樣的病人誌（pathography）或病理學（pathology），卻成為了我們重新看待自己當下世界的途徑（path），甚至成為創造力的來源。

　　生病和創作之間，原本就是經常糾纏在一起的。雷諾瓦的白內障，造就了他獨特的光影世界；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癲癇，促成了他混合著濃厚宗教色彩的寫實鉅作。然而，疾病也可以促成二度的創作。一場車禍造成的脊椎損傷，促成墨西哥女畫家芙烈達‧卡羅（Fridakahlo）叫人不忍的豐富意象；她無法行動的下半身，又啟發了香港編舞家黎海寧對舞蹈肢體語言的思考，而成就了前一陣子發表的《女人心事Ⅱ》。

從病理學借來創作泉源

　　生病帶來了創作，或者說，包括生病在內的各種極端經驗，都可能拓展人們體驗世界的新方法。法國哲學家德勒茲就這樣說著：要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必須知道如何用母語寫出像異鄉人看這個世界的境界。同樣的，薩克斯訪問的自閉症個案，也是傑出的動物行為學家天寶‧葛蘭汀就表示「自己就像是火星上的人類學家」——因為她特有的認知方式，在她眼中的地球人類彷彿如是異鄉的火星了。

　　作家雖然不一定是病患，卻可能從病理學上借來創作的泉源。美國丹尼斯‧凱斯的小說，剛巧揭露了這樣的創作過程。《24個比利》是凱斯以記者的身分所採訪的真實個案，有關多重人格的案例記錄。這種個案記錄並非作者首創；國內在還沒有版權法時，就曾翻譯過許多類似的小說，譬如史克里柏《十六個我》和三面夏娃》等。

　　然而，凱斯的創作不僅止於報導。《第五位莎莉》是他將多重人格的病徵典型化，將醫療過程戲劇化，而虛構完成的小說。因為是虛構的，個案的特徵比《24個比例》記實小說還更符合教科書的描述。然而，《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裡，這種多重人格變化成了科幻小說，在想像的醫療科技下，原本弱智而天真快樂的查理，變成不可思議的天才。然而，科技的侷限，讓天才的資質迅速凋零而回到原來的低智商，原先的天真被沮喪和世故所取代了。高智商和低智商，兩種不同的人格，不再是臨床的多重人格，卻有著類似的心理描述，及更教人傷感的思考。

溶入角色、反觀原有世界

　　同樣由臨床記錄而成為創作的例子，也可以在《世紀大擒兇》（台灣先智）和《沈默的羔羊》（皇冠）發現。前者是FBI犯罪心理學者羅伯‧雷斯勒的經驗談，後者則由不同的作者根據書中案例而發展出驚悚的通俗小說。

　　在《沈默的羔羊》裡，作者還是將主角視為奇觀一般的存在，是「非我族類」的故事。因為是非我族類，也就非我所存在的世界了。而德勒茲所謂用母語寫出異鄉人所感受到的「我們」故鄉，基本上，是需要更複雜的處理的。

　　作者要先脫離了旁觀者或報導者的角色，溶入了書中的角色（如《第五位莎莉》），甚至，再進一步地，反身看一看原來的這一個世界（如《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唯有完成這三個步驟的最後一階，才有資格成為這類作品的佼佼者。

極端經驗的倒逆

　　曾經在國內轟動一時的《香水》，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德國作家徐四金比下的葛奴乙，是個在語言或非語言溝通能力上極為低能的人；然而，相對於這種低能、甚至自閉的人際關係，他卻擁有極其發達的香味辨識能力，嗅覺取代了聽覺和視覺，實存的同一世界有了不同的重現方式。

　　在我們的科學常識裡，不是經常提到犬類動物用嗅覺來辨識這個世界嗎？徐四金只不過是跳過了犬這類的痕跡；將人類唯一尚未退化的嗅覺，也就是香水傳統，取代了夠的鼻子，就形構出不同的經驗世界了。對徐四金而言，當初的靈感說不定只是從「假如人像狗一樣地去看這個世界」的假設出發，就可以造就了一部偉大的作品了。他的其他作品，如《夏先生的故事》和《低音大提琴》，也是同樣的一個簡單但根本的假設，而發展出來的傑作。

　　瑞士籍匈牙利裔的法語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的惡童三部曲《惡童日記》、《二人證據》和《第三謊言》，其實也是一個基本價值觀的極端錯置：辱罵和殘忍毆打是彼此最親密的關愛。於是，像鬼魅一般的怪異行徑，卻挑動了我們長久以來抵抗恐懼和壓抑惡念的真實潛意識。

　　另一位法語作家楊‧克菲萊克的《野蠻的婚禮》，所顛倒的只是母愛，卻也同樣造成極大的震撼。書中的綠多威克是母親在遭強暴與愛情幻滅的情況下誕生的，他所擁有的也就只有母恨而非母愛了。在此情況下，未被滿足的戀母情結就越形強烈，甚是刺破所有愛的假象。

　　何蒙‧嘎利《來日方長》也是如此，一位立志當淫媒的小孩的成長故事。布朗《睡眠帝國》則是一位永遠失眠的睡眠研究者。這些小說的魅力來自他們的極端經驗--也許是小小的先天體質差異，也許是根本觀念的倒逆。

　　然而，極端經驗只是一個起頭，並不保證這類作品的成功。像萊倫‧史多芬《動物情人》（小知堂），類似《蝴蝶春夢》（collector）的主題，卻教人煩躁不耐。或者像暢銷電影小說《阿甘正傳》，雖然也是一位弱智者的故事，卻教人乏味。理由很簡單：作者恍如融入這些非尋常人的角色裡，卻描述著尋常人熟悉世界的同樣觀點。譬如，在《阿甘正傳》裡，母親還是一樣偉大，美國夢還是一樣真實。極端的角色其實只是用來強化原有的通俗價值觀罷了。這種小說，當然也只有列作「通俗」小說最為恰當了。

參考書單：

《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火星上的人類學家》，奧立佛‧薩克斯（Oliver Sacks）著，孫秀惠、趙永芬譯，天下文化公司。
《24個比利》、《第五位莎莉》、《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丹尼爾‧凱斯（Daniel Keyes）著，小知堂翻譯組、周月琳譯，小知堂文化公司。
《香水》，徐四金（Patrick Suskind）著，黃有德譯，皇冠出版社。
《惡童日記》、《二人證據》、《第三謊言》，雅歌塔‧克里斯多夫（Agota Kristof）著，簡伊玲譯，小知堂文化公司。
《野蠻的婚禮》，楊‧克菲萊克（Yann Queffelec）著，陸婉芬譯，皇冠出版社。
《來日方長》，何蒙‧嘎利（Romainn Gary）著，黃有德譯，聯經出版公司。
（本文發表於1996.11.14.中國時報開卷版，作者為台大精神部醫師暨知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