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放棄你，我是要保護你

敘述／吳建誼醫師，文／劉盈慧

在我還是住院醫師的第二年，曾到內科病房輪班，照顧過一位九十幾歲的阿公。他年事已高，自然老化的狀況下走到了生命末期，兒孫都在國外事業有成並已安家落戶，把阿公在國內的醫療決定權以書面委託給在台灣的鄰居。阿公有一個兒子在美國當醫生，他代表家族對阿公的醫療做了指示：不做侵入性治療，就讓阿公這樣平靜的離開。

我值班那晚當然獲知家屬的這個決定，但那當下看見阿公的狀況愈來愈虛弱，主要是肺部積水造成她呼吸困難。我知道阿公走到生命的最後階段，已陷入無意識的昏迷狀況，但若抽出肺部積水還是可以稍微改善呼吸。「應該可以多撐幾天吧」我這樣想著，也如此建議主治醫師並獲得同意。

剛巧那天阿公的兒子回日本去，深夜的病床邊只剩下鄰居，他雖是法律上的代理人，但畢竟不是家屬，對於醫生的決定不敢說不。於是我們就幫阿公插引流管引出肺中積水，的確改善了呼吸狀況。我以為我做了一件好事，為阿公多搶了幾天的時間，我抱著愉快的心情回值班室補眠。沒想到幾個小時後，護理師還是把我叫醒，通知我阿公在天剛亮的時候走了。

幾天後阿公的兒子由國外趕回台灣，知道我們幫阿公抽肺部積水，當下大發雷霆。「我不是有特別交代不要施行任何侵入性治療嗎！」他破口大罵。怒氣對著我來之外，還驚擾不少同仁，最後勞駕長官出面道歉方才平撫下來。

我不是幫阿公多搶了點時間嗎？不是讓他呼吸平緩一點嗎？為什麼你要怪我呢？難道我做錯了嗎？那當下我真是滿腹委屈。

之後我的受訓單位輪到了安寧病房，在安寧照護中當班兩個月。親身體驗到安寧照護，見過患者在安寧病房中離世後，我突然領悟了：當初對阿公的處置，我的確是做錯了！

我錯了，因為沒有比家屬更心疼病患的人了，阿公的兒子即使不住在國內，即使無法陪伴在病床邊，他要求不要插管的決定才是真正的愛護。因為阿公已經陷入昏迷，引出肺部積水的決定或許表面看來是多搶了點時間，但光為了那幾小時，我卻讓阿公在離開前還是受到肉體上的不必要傷害。繼續回想當夜下決定的心情，我羞愧的發現那時的我還是懷有身為醫師的一種傲慢態度，那是一種不希望有病人在自己手中離世的矛盾心情。因為把死亡看成失敗，因此想著多搶一點時間，潛意識中想著：只要撐到交班後，患者就是下一位醫生的問題了。

不得不承認，我的確是錯了，因為我沒有把病人的舒適和家屬的意願當成最重要的前提。

而讓我恍然大悟，教導我對醫師來說什麼才是最重要價值的，不是別人，正是在安寧病房中照護末期病人的親身經驗。我終於懂得任何醫療專業都不可以凌駕在病人與家屬的意志之上。所以我會說是安寧病房教導我把死亡當成生命的一部分，讓我懂得把醫師的視野從一個又一個的冰冷檢驗數字上拉開，把重心安放回病人「生而為人」的人性本身之上，於是我才可以成為一位更好的醫師。

我就是這樣以刻骨銘心的方式，學到了安寧照護的意義。

原來，安寧病房編制在家庭醫學科之下是有道理的，因為家醫科秉持的理念就是自出生開始就照護人的一生。那麼「生老病死」四字，正是在告訴我們死亡一如出生、老化和疾病，人誰無之？不都是自然人生的一部分嗎？

所以，當一個秉持著安寧照護觀念的醫師，面對不可違逆的死亡終局，我所要做的並不是一看到病人痛苦就大力用藥，相反的，當安寧醫師最難的就是每做一個決定前要停下來想一下，多想一點。並非追求治癒，而是揣度這個藥下去會不會帶來更大的副作用？是否真的可以幫助患者感覺舒適？抑或只是一種徒然加重患者身體負擔的醫療？

當不同的醫療意見出現時，我們可以是病人和家屬的後盾，支持他們採用緩和醫療，避免遭受過多無效醫療的折磨。許多時候，比起藥丸針劑，更能為患者與家屬帶來安慰的是醫師的耐心陪伴、好言說明以及溫暖的握手與擁抱。

就這樣，我在安寧照護這條路上走過一年又一年，從社會大眾光聽「安寧」二字就茫然的過去，走到愈來愈多醫療人員、患者和家屬開始主動要求安寧照護的今天。

我相信這是一個時代趨勢，畢竟電擊等搶救性醫療器材的出現也不過是上個世紀中期的事情，所以七、八十歲一代的人多遭逢過痛苦的搶救過程。他們的子女，也就是現今四十到六十的這一輩人，在見過搶救的苦難後，就會想要避免走相同的路，此時安寧照護就提供了一個不同的選擇。於是當我們把接受安寧照護的病患妥善照料到得以善終，他們年僅二、三十歲的下一代就可以看見離世也可以平靜而勇敢，於是我們就可以共同推廣安寧照護的理念。

所以，我總是跟患者與家屬說：安寧病房並不是等死的地方，我在這裡當一個醫生並不是要放棄你，相反的，我是要保護你。保護你免受無效的醫療折磨，確保你可以為自己決定離開人世的方式，保護你免受過多的恐懼，希望給你最後的尊嚴。

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安寧團隊和你站在一起，我們一起承擔。

（本文摘錄自《我不是放棄你，我是要保護你》一書第71～75頁，感謝飛鳥季社慨允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