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台灣的診所都是由醫師一人單獨看診，且診所大部分都與住家相連。搬到新竹市西門街以後，周家將緊鄰騎樓的店面作為診所，診所後面是客廳，接下來是供奉佛菩薩及祖先牌位的佛堂及神明廳，最裡面才是餐廳和廚房，臥室則安排在二樓。
住家和診所相連雖然方便，但生活起居不免受到影響。在傳染病盛行的年代，例如肺結核在台灣流行很長一段時間，當時對於罹患肺結核的人，鄰居多半會爭相走告，避之惟恐不及，深怕自己也被傳染。但是醫生沒有拒絕病人的權力，周家每天有上百位病人來來往往，空氣中充斥著結核病菌。
即使診所和住家之間有客廳分隔做為緩衝，房屋的格局規劃也考慮到居住的衛生和安全，但周炳煌仍然嚴格規定周照芳和弟妹不可擅自進入診所，也要求他們盡量不要到客廳活動，看書、做功課、睡覺都在樓上，減少和病人接觸感染的機會。
周炳煌嚴格訓練六個孩子回家一定要先洗手；吃東西或吃飯前要洗手；如廁後也要洗手；如果有事必須到診所，返回住家時更要洗手。用餐的時候，飯菜掉到地上絕對不吃，必須馬上拿去垃圾筒丟棄，湯匙、筷子掉落地上，一定要重新煮沸消毒5分鐘以上，曝曬過太陽後才能再拿來使用。
結膜炎流行期間，周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臉盆，姊姊的臉盆放在比較高的位置，弟弟妹妹個子較小，放在比較低的位置。周炳煌要求每個小孩要使用臉盆之前，一定要先用肥皂將臉盆清洗乾淨，洗臉一定要用肥皂，毛巾也必須用肥皂先洗乾淨。每隔一陣子，他們會用消毒水將臉盆消毒殺菌，偶而毛巾也必須用清水煮沸消毒，並在太陽下晾乾。父親的無菌觀念深植在周照芳的小腦袋裡，甚至在數十年後，依稀可以看見父親的無菌觀念對她生活的影響。
不僅在生活上要求清潔無菌，周照芳的父親也非常注意孩子的營養均衡，特別是蛋白質及維他命的補充。周照芳幼時因為扁桃腺肥大，容易發炎、喉嚨痛，每次感冒幾乎都會發燒一整個星期，高燒可達39至40度，因此父母親也特別注意對她的營養補充。
周照芳就讀小學之前，台灣仍由日本人統治。日治期間，日本政府為提昇台灣環境衛生及居民健康，開始計劃建設自來水工程，提供居民清潔的飲用水，同時要求居民每半年定期舉行一次環境大掃除。清晨時，保正（里長）必須帶領里民一起做「收音機體操」，各級學校也會進行體檢比賽。在父母親的細心照料下，周照芳在幼稚園體檢比賽時，還得到前三名「健康寶寶」獎，獲得許多日本製的鉛筆、鉛筆盒以及墊板作為獎品。
此外，周炳煌也禁止孩子外食，他一再告誡六個孩子，外食不健康、不衛生，從小為他們建立「唯有健康的飲食，才有抵抗力對抗病菌」的觀念。母親林月娥也會為他們準備健康的飲食。對照台灣自2011年起，連續出現大量食安事件與「黑心食品」，民眾才開始對食品安全感到憂心，周炳煌當年對飲食的堅持，可說是洞見底蘊。
周炳煌認為，要提高免疫力，除了營養好，還需要戶外運動，除了每天讓周照芳及弟弟妹妹走路上下學，藉機曬太陽之外，也會利用診所週日下午休診的時間，和家人外出運動。
星期天下午雖然休診，但是病人看病不挑時間，假日還是經常有病人看診。周照芳姊弟們通常由母親帶著先行出發，父親則須等到看完病人，才從後門溜出，坐人力車趕去和家人會合。夏天到新竹南寮海水浴場的沙灘和影子賽跑，或是在海邊玩沙潑水；冬天就到動物園觀賞動物，或是到公園散步、曬太陽，用免費的陽光調製健康的維他命。
兒時的周照芳可說是「天之驕女」，要什麼有什麼，父母親總是想把最好的給她。在那個很多家庭都怕沒飯吃的時代，周照芳從小，每天都有雞腿吃。身為長女，周照芳總是有新衣服可以穿，不像五個弟妹必須輪流穿她穿過的衣服。周炳煌和林月娥的成長經驗，都是全家人一起坐在一張大圓桌吃飯，也在同一張桌子讀書、寫功課，但是當周照芳就讀小學一年級時，周炳煌認為應該給她一張獨立的書桌，不需要非得等大家吃過晚飯、將桌子清理乾淨後，才能開始做功課。不久後，家裡第一張實木小書桌出現在她的房間裡。
雖然「老大」擁有比較好的物質條件，但同樣也必須背負更多長輩的期待。身為長女、又是長孫女，周照芳必須作為弟妹的楷模，父親期許她，要先加強自己的能力，將來才有能力幫助別人、幫助弟妹。
和同儕相比，周照芳的家境相對優渥，周照芳的父母認為，出門在外，身上一定要準備零用錢，以備不時之需。周照芳出門的時候，他們總會在周照芳的口袋裡放一些錢。經常一起玩的同學中，只有周照芳的口袋有零用錢。雖然如此，但是周照芳的父母不准她隨意在小攤販購買零食，只有罐裝或是盒裝才可以購買食用，以免病從口入。能買的東西有限，花不完的零用錢，周照芳經常將它存進撲滿，有時候還會再向祖母討些零用錢，不是為了買零食，而是為了替她的同學繳學費。
小學時，周照芳有個同學跟著後母一起生活，後母和他的父親一起經營一家小型鋼版印刷店，後來同學的父親生病，後母又生小孩，家裡開銷增加，印刷店生意不好，同學晚上的補習費和晚餐費用經常沒有著落。身為好朋友，周照芳將自己存下來的錢都交給同學繳學雜費及晚餐。她幫助同學、用功讀書、學才藝、練體育，加強自己的能力，周照芳謹記父母的教誨，做一個手心向下的人。
（周照芳為台灣護理界元老級人物，終身推動「全責護理」，曾擔任過台大醫院護理部主任、恩主公醫院副院長，現為台大護理系兼任副教授。榮獲周大觀文教基金會2016年第19屆全球熱愛生命獎章。本文摘錄自《全責護理推手--周照芳傳奇》一書第70～74頁，感謝周大觀文教基金會慨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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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台灣有些醫院、診所長期聘請無照的「黑牌護士」，施予簡單的護理訓練之後，就直接幫病人打針配藥，月薪只要一萬多元，其中有些小診所護士不只要承擔護理工作，還必須協助醫師部分家務事，甚至幫忙帶醫師小孩上下課。隨著護理教育普及，護理學校培養出越來越多的護士人力，但為了降低人事成本，這些醫療院所往往繼續聘用未領有執照的黑牌護士。
在相關人士的推動下，對護理人員攸關重大的《護理人員法》終於在立法院一讀通過，法案宣讀完成後，隨即進入二讀程序。依照《護理人員法》第37條規定：「未取得護理人員資格，執行護理人員業務者，本人及其雇主各處新台幣1萬5千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換言之，一旦法案正式通過，全國所有醫療院所均不得繼續聘雇沒有執照的護士執行護理業務，包括打針、配藥、處理管路等侵入性醫療行為。該法案對身為雇主的醫師影響甚鉅，許多醫師表示，短時間內請不到合格護士，因此醫師公會代表群起抗爭。
當時《藥師法》已經通過，法案中明訂，所有醫療院所必須僱用合格藥師為民眾配藥，負責配藥的藥師必須通過國家考試合格，取得執業藥師的資格，以取代過去多半由護士負責配藥的現象。
《藥師法》三讀通過的過程，同樣受到醫師公會成員的抗爭。基於站在同一陣線的立場，藥師公會主動告知台灣護理學會及公會聯合會，依照他們過去的經驗，負責《護理人員法》三讀的召集委員應該是原住民立委華加志，他們建議護理學會及公會先爭取召集委員華加志的支持，再藉由召集委員的影響力，支持這項法案通過。
正當《護理人員法》即將三讀通過之際，醫師公會照例召集眾人前來抗議。具有醫師背景、當時擔任立法委員的張博雅隨即出面緩頰，表示護士人力短缺，如果此時通過法案第37條，所有醫療院所都必須聘用合格護士，護士人力一定不足，恐會影響醫療業務，因此提出將《護理人員法》延後兩年實施的權宜辦法。
護理界將之解讀為兩年後法案可以正式上路之意，因此勉強同意，雙方對立才暫告一段落。
兩年的時間過去，立法院準備再度審查《護理人員法》第37條時，這條算是日落條款，我們要努力不讓它日落消失！幾位民進黨籍立委連署討論「否決《護理人員法》第37條」的議案。
兩年後讓《護理人員法》正式上路，不是當初的共識嗎？怎麼現在又要討論取消第37條條文？護理界有一種被欺騙的感覺，他們當然不可能就此罷休。為維護合格護士權益，台灣護理學會及公會發起抗爭活動。周照芳除了是台大醫院護理部主任，也身兼台灣護理學會監事長及公會理事，個性喜歡行俠仗義的她，對於爭取護理人員權益的活動，經常隨傳隨到，再加上台大醫院位於立法院對面的地緣關係，甚至經常是第一位到達現場的護理界主管，為護理人員加油打氣不遺餘力，甚至領導抗爭。
抗爭活動前，「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簡稱護理公會）分別致電23個地方護理公會，請他們派員北上支援抗議行動，同時並要求地方護理公會派員向當地立委陳情，請他們支持《護理人員法》三讀通過。
活動當天，由台灣護理學會加上護理公會共同號召來自全國各地的6部遊覽車200多名合格護士，前往立法院陳情，對抗醫師公會，6部遊覽車進場包圍立法院，主張第37條絕對不能取消，並尋求立法委員支持。
部分立委一早準備進入立院開會之際，突然看到這麼大場面，委實嚇了一跳。周照芳先找幾位護士擋在立法院門口，再分頭找尋參加連署取消條文的立委溝通，阻擋他們進入立法院。幾分鐘後，當時民進黨主席，同時也是立委的施明德出現在立法院門口，周照芳抓緊機會向施明德抱怨，讓不合格的護士照顧病人，將危害全國病人。同時請他幫忙說服民進黨籍立委不要參與連署，放棄「否決《護理人員法》第37條」的議案。
一邊是護理人員高舉白布條，另一邊是醫師公會舉牌抗議，原本應該共同為病人服務的同事，卻在立法院門口成為對峙的兩方。有衝突就有故事，有故事就會引來媒體，多家電視台的採訪車停放在立法院門口，媒體大陣仗報導，一會兒訪問護理代表周照芳；一會兒訪問醫師公會代表，一來一往好不熱鬧。
護理主管帶領白衣護士包圍立法院抗議、衝撞體制，當然有人不贊成，但周照芳抱著以自己的職位作為陪祭品的打算，寧可不當主任，也要提供合法護士工作就業的保障，以及病人接受專業護理的權益。她相信，這不僅有助於台灣整體護理品質的提升，也可以降低醫師身陷醫療糾紛的風險。她不在乎自己在醫院的職位，「大不了再回學校當我的副教授！」周照芳在心裡做了最壞的打算。
有些報紙的評論觀點認為，護士應該有職業道德，不能為了自己權益上街頭，而將病人丟在一旁不管。但周照芳認為，出來抗爭的護理人員都是犧牲自己的休假，並沒有將病人丟下不管。全國約有13萬名護理人員，200多人犧牲休假出來遊行抗爭，絕不影響護理工作。沒有好的勞動條件，不可能有好的照護品質。周照芳是台大護理系第5屆畢業生，但是在她前4屆畢業的學姊，後來僅剩1人留在護理界服務。因此她深信，唯有發展健全的護理專業環境，讓合格護士安心工作，病人才能受到妥善的照顧。
由於媒體不斷播放，民眾也開始關注這個議題，擔心在醫院照顧自己或家屬的是無照護士，在輿論壓力及護理界的堅持下，1991年4月30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共計57條的《護理人員法》，同年5月17日經總統公告施行。
除了照顧年輕護士，周照芳對於拔擢資深護理人員也不遺餘力。早期台大醫院護理部的「督導」，多數是日治時代以經驗取勝的老前輩，幾乎沒有人具有大專學歷。1970年代，周照芳等人在國外取得碩士學位，回國後開始在台灣培養新一代護士。
幾年過後，這批年輕護士逐漸可以承擔護理長等管理職。周照芳從多位護理長之中，挑選一位具有三專學歷的護理長升任督導。她是周照芳的高中同學，高中畢業以後就讀國立護專，後來和周照芳一起在台大醫院服務。
有一天，這位督導忍不住向老同學抱怨：「周主任，妳雖然將我升為督導，但升官不僅沒有加薪，反而還被降薪，根本是『明升暗降』。」
明升暗降？周照芳感到納悶。原來台大醫院護理長可以領取主管加給，但升為督導，主管加給即被取消，同學升任督導之後，薪水反而減少。
台大醫院為教學醫院，隸屬教育部管理。周照芳先到醫院人事室查詢，後來又到教育部進行了解。根據教育部人事主任的說明，教育部設有「督學」的職務，負責規劃、執行及評估地方教育政策，但督學並非主管職，因此他們認為醫院的督導與教育部的督學一樣，都不是主管職位，殊不知原來醫院的護士及護理長是歸督導管理。
接著周照芳又到人事行政局溝通，人事行政局照會衛生署，衛生署發文解釋，台大醫院護理部督導沒有主管加給，是因為其正式職稱為「督導員」，「員」跟「長」一字之差。當時台大護理部的「督導」，正式名稱是「督導員」，三軍總醫院的「督導」職稱是「督導長」，兩者的工作內容與職掌並無二致，只因一字之差，薪水收入卻大不相同。
督導員容易給人非管理職的印象，周照芳建議將「督導員」更名為「督導」。沒想衛生署還是不同意，認定必須是「督導長」才能領取主管加給。周照芳請台大醫院人事室更改督導的職稱，人事室表示，下次召開台灣大學組織章程修改委員會會議中，他們會對此進行提案，提案通過之後才能正式更名。
組織章程修改會議不知還要多久才會舉行，周照芳擔心時日一久，大家會將此事遺忘，因此在這段期間，她就像鬧鐘一樣定期提醒相關人員。召開組織章程修改委員會會議前幾天，人事室通知周照芳，於是她趕緊向台大醫院院長報告，請院長不要忘記提案將督導員改為督導長。在獲得台大醫學院、工學院、商學院等六院院長及附設機構（台大醫院、獸醫院）等各院區代表同意之後，院方通過修改組織規程，將「督導」之職稱更改為較像主管的「督導長」，1992年，其主管職等方才獲得行政機關認同，開始領取主管加給。
才剛為督導成功爭取主管加給不久，周照芳又馬不停蹄投入「精神衛生護理學會」成立事宜。1990年《精神衛生法》訂定之前，衛生署召開修改會議，身為精神科護理副教授的周照芳等護理代表卻都未獲邀參加，周照芳向衛生署官員抗議，認為應該通知她們幾位精神科護理代表參加會議。衛生署官員表示，其它科別都有成立護理學會，像是臨床心理學會、精神醫療社工學會等，唯獨精神科沒有成立精神科護理學會，因此才將會議通知發給台灣護理學會，或根本沒有發給任何護理團體。
周照芳認為，在精神醫學的醫事人員中，精神科護士為數最多，第一線工作也最勞累最辛苦危險，當時精神科醫師只有500多名，每家醫院只有一位臨床心理師、兩位社工及一位職能治療師，但精神科護士就有2、30名以上，療養院可能有上百名。全國當時就有2千多名醫師，不到300名心理社工，職能治療師等更少。因此周照芳認為，精神科護理學會應該獨立，另成立子學會，不能總是附屬於台灣護理學會之下。
1992年，中華民國精神衛生護理學會在周照芳及蕭淑貞兩人的奔走推動下正式成立，積極舉辦學術及研究活動，培養精神專科護理師，並發行《精神護理雜誌》，鼓勵會員研究學術風氣與期刊發表，由周照芳擔任創會理事長。
在參加《精神衛生法》修法會議中，周照芳發現其中有關「精神復健機構設置、管理及獎勵辦法」規定，精神復健中心、康復之家得由醫療專業人員包括醫師、心理師、社工師、職能治療師開辦，但是並不包括護理人員。最後同樣也是經過周照芳積極爭取，才將護理人員加入得以開辦的醫療人員行列。
周照芳對台灣護理界的付出，使她榮獲第一屆傑出護理人員專業貢獻獎的殊榮。從護士的夜班費、薪資計算俸點，再到督導的主管加給，為了護理人員的權益，周照芳總是不畏強權不斷向前衝，卻鮮少見她為自己爭取權益，薪水、個人物質似乎不是她努力追求的目標。
擔任台大護理部副主任期間，當台大醫院很多同事都開車上下班，周照芳和擔任主治醫師的先生陳榮基仍舊騎著一部舊型摩托車到醫院上班。直到多年後，因為下雨天騎車實在不方便，才買下他們的第一部裕隆汽車，老車駕駛十年後，他們換了一部福斯小型車（Volkswagen）。現在則是名下無車，以捷運代步。陳榮基還提倡BMW，就是多坐公車Bus、捷運Metro、多走路Walk，代替小轎車。名車、氣派從來不是他們對汽車的期待，耐用且不占位置才是他們購買汽車的主要考量。以兩人的收入而言，買部名車當然不是問題，但他們認為人生有更多值得追求的價值，他們不想成為慾望的俘虜，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慾望綁架。就像蘇格拉底所說的：「當我們為奢侈的生活而疲於奔命的時候，幸福的生活已經離我們越來越遠。」周照芳捨棄自我奢華生活，追求人生價值，但也因為有家人的支持，少了許多家累，才能實現她的理想。對於這一切，周照芳充滿感激。
（周照芳為台灣護理界元老級人物，終身推動「全責護理」，曾擔任過台大醫院護理部主任、恩主公醫院副院長，現為台大護理系兼任副教授。榮獲周大觀文教基金會2016年第19屆全球熱愛生命獎章。本文摘錄自《全責護理推手--周照芳傳奇》一書第115～123頁，感謝周大觀文教基金會慨允轉載。）
身為台灣首屈一指的教學醫院，台大醫院不僅投入利比亞、沙烏地阿拉伯等地的國際醫療援助，和美國、法國、南非進行醫護人員交流，同時也對國內新建醫院的籌備工作提供支援。
坐落於花蓮慈濟文化園區的慈濟靜思堂內，牆上展出一幅幅當年慈濟醫院籌建的老照片。照片中，年輕的周照芳穿著白色的護士服，站在一間大教室內，雙手交叉於背後看著台下應試人員作答，當時她正協助慈濟醫院於1986年進行首次護理人員徵聘代招代訓的工作。
《慈濟護理雜誌－－志為護理》第8卷第1期，林碧玉在《名譽社長的話》一文中提到：「慈院啟用在即，登報延聘護理人員報名者寥寥可數，報考者幾乎清一色應屆畢業生，幸好第一任慈濟醫院院長－－杜詩綿時任台大醫院副院長，面對尋覓人才的困境，他奔走院內各單位，尋求當年護理部周照芳主任的支持，慷慨支援資深護理人員前來協助，規劃護理作業奠定護理部基礎。」
在周照芳的協助下，台大醫院支援慈濟醫院代招護士，並且先在台大醫院訓練3個月後，才派到慈濟醫院上班。由於報名者暴增，也順利解決慈濟醫院招募不到護士的問題。因為支援慈濟醫院的緣故，周照芳常有機會與證嚴法師見面，法師對她非常禮遇，也請周照芳到慈濟功德會報告。
配合台大醫院支持各地醫院發展的任務，除了慈濟醫院，羅東博愛醫院、秀傳醫院、桃園醫院在擴建之際，護理部的成立經過，都曾受到周照芳的協助。
1994年年底，位於台北三峽的恩主公醫院正式開工興建，1996年，醫院結構工程即將完成之前，恩主公醫院董事長黃忠臣登門尋求台大醫院協助。
護理部門依舊需要周照芳的大力協助，儘管當時她已經卸下護理部主任的職務，但每周四下午，恩主公醫院籌備處都會派3名籌備人員到周照芳位於台大護理系的辦公室，請教如何規畫各護理單位的軟硬體設施，像是如何招募護理人員？人力需求如何計算？醫材如：繃帶、膠布、注射筒、注射針等醫材需要準備多少數量？全院需要哪些醫療儀器等等。現任恩主公醫院護理部副主任的詹碧端回憶：「當時想到每週可以有一整個下午的機會接受護理界先進菁英直接指導，心裡既開心又惶恐。周教授說話總是慢條斯理、不慍不火，臉上常掛著微笑勉勵我們以身作則、開心做事。從她身上除了看到護理專業，也看到一顆高度熱誠和奉獻的心，堪稱護理天使的代表人物。」
周照芳當了恩主公醫院一年的籌備期「志工」後，黃忠臣向台大醫學院院長謝博生及台大醫院院長戴東原「求才」，謝博生及戴東原兩位院長屬意由當時擔任台大醫院副院長的陳榮基前往協助，黃忠臣則希望周照芳也可以一起協助恩主公醫院。陳榮基已近退休之齡，周照芳護理部主任六年的任期也已屆滿，加上後來又延長服務兩年，共擔任八年的護理部主任（1984年8月～1992年7月）。在周照芳的人生計畫裡，幾年後正式從台大醫學院退休之後再到恩主公醫院任職，是最完美的規劃，如果此刻立即轉任恩主公醫院，尚未達屆齡退休的年資。但黃忠臣求才殷切，隨即開出「副院長」的職務，希望立即獲得周照芳的首肯。
不可否認，這項新職務確實吸引周照芳，但吸引她的不只是因為頭銜或是薪水，而是以副院長的高度，周照芳更能夠實現她心目中的護理夢想--全責護理。恩主公醫院為香火鼎盛的「行天宮」五大志業之一，其規模不及台大醫院，若要全面推動全責護理，院方只需多聘10幾位照顧服務員，每位照顧服務員的起薪約為2萬元，醫院每月只需增加3、40萬元的支出，對於以「濟世救人」為職志、擁有70萬名信徒的行天宮而言，並非難事。
不像一般高階經理人跳槽時，總是先盤算自己的薪水福利，周照芳在意的卻是醫院是否願意全面推行全責護理。在黃忠臣允諾恩主公醫院未來全院將實施全責護理之後，周照芳放棄在台大醫學院的部份年資提前退休。1997年，陳榮基58歲、周照芳56歲，兩人一起從台大退休，陳榮基接下恩主公醫院院長的位置，周照芳擔任副院長的職務。
多年前在台大醫院試辦的全責護理模式是由護士承擔病人餵食、擦澡等生活起居的基本護理照護（Basic Nursing Care），但真正的全責護理應是在醫院的照護團隊中，增加護理人員的助手--照顧服務員。病人住院期間的生活照顧工作，例如身體清潔與舒適照顧、膳食、協助病人坐輪椅散步、活動等一般事務工作皆由照顧服務員在護理人員的督導下執行，至於打針、量血壓、抽痰等護理工作則為專業護理人員應負的責任。全責護理鼓勵家屬到院探視病人，但不建議長時間陪伴，家屬的角色是提供親情支持，而非分擔護理工作，且以不妨礙家屬自身工作為原則，歡迎他們利用中午休息時間或下班時間來探視陪伴。
為了實現全責護理的夢想，讓病人受到更專業更完善的照顧，周照芳邀請長期在美國醫院工作的老同學郭富美擔任恩主公醫院護理部主任，負責訓練照顧服務員。當時台灣沒有任何一家醫院全院推動全責護理，周照芳需要訓練新手，只能參考美國的作法，因此借重郭富美在美國的經驗。郭富美在美國醫院工作多年，曾任護理部督導，全責護理的經驗豐富，有了她的加入，恩主公醫院全面落實全責護理的理想又向前邁進一大步。
醫院開幕前，院方先招募39名居住在三峽附近地區二度就業的婦女，作為照顧服務員的儲備人力。當時恩主公醫院所在的三峽地區，附近還有許多農田，不少鄉下農婦前來應徵。手足重繭的農村婦女通常具有吃苦耐勞的個性與樂天知命的精神，她們從學校畢業後，幾乎沒有任何機會到外界學習，對於孩子長大後，自己能夠有這樣的就業機會，又可以學習實用的醫療護理知識，都感到非常雀躍。她們的先生也很支持，認為太太上課的內容既有趣又有用。
經過120小時的培訓課程，包括疾病徵兆認識與簡易處理、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急救與心肺復甦術等學、術科訓練及病房實習，通過考試後，才將她們正式分派到各科病房，負責病患的身體清潔、翻身拍背、餵食灌食及協助病患活動等基本護理工作。
第一批投入全責護理的照顧服務員有26位。病人家屬曾敬業回憶，多年前他父親罹患肺病入住恩主公醫院時，一位照顧服務員進入病房詢問：「需要幫老先生拍背或倒水嗎？我可以幫忙。」擔心必須額外支出一天2千元的看護費用，曾敬業趕忙推辭：「不用，不用。」沒想到對方接著又說：「如果老先生要洗頭，我也可以幫忙。」考量父親身上裝著氧氣輸送管，洗頭確實不方便，這筆錢省不得，於是便請照顧服務員幫忙。
洗完頭後，看著父親臉上愉悅的神情，曾敬業詢問該付多少錢？
「不用錢，醫院已經付我們薪水，讓我們在院內免費幫病人服務。」照顧服務員的回答，讓經濟不算特別寬裕的曾敬業感到格外溫暖。
全責護理推動一年多以後，周照芳在護理部又訓練近20位志工幫忙照護員工作，以彌補照顧服務員在其它病房工作時的人力空缺。周照芳每週與志工午餐、對話，了解及感謝他們的幫忙，並解決他們提出的問題。恩主公醫院的規模逐漸擴大，病床數從120床擴大為350床，照顧服務員的人數也增加為40位。1999年，恩主公醫院通過評鑑正式升級為「區域教學醫院」，病床數增加為500多床。周照芳每天下午巡視病房時，許多家屬都向她反應，很感謝她在院內推動全責護理的服務。
一位女病人表示，當先生聽到她要住院時非常緊張，認為自己平日很少去醫院，更不懂得如何照護病人，心中非常忐忑。後來住院時，先生才知道恩主公醫院是推動全責護理，他不用來照護太太，又放心地繼續上班，只利用中午休息或下班後來探視陪伴。
當時醫院宿舍數量不足，院方在附近菜市場旁租下一棟大樓，作為醫護人員宿舍之用。有些醫護人員下班會順道到菜市場買東西，偶而會聽到菜販和顧客間的談話：「我爸到恩主公醫院住院，我們不必留在醫院照顧，也不必為了照顧他而放棄工作或長期請假耶！」言談之間，聽得出他們的欣喜之情。周照芳還被三峽當地的電台邀請，在空中與民眾分享全責護理的理念與實現成果。
恩主公醫院因為設備新穎，再加上主管、醫師和部分護士都是從台大延攬過來，當時有「小台大」之稱。開院期間，恩主公醫院主打兩項訴求，一是「小台大」，另一個就是「全責護理」。周照芳私底下戲稱，全責護理這項特色甚至還超越台大，因為當時全國僅有恩主公醫院實施全責護理。有些外縣市病患考量住院期間家屬無暇照顧，甚至特別跨縣市到恩主公醫院就醫住院。
（周照芳為台灣護理界元老級人物，終身推動「全責護理」，曾擔任過台大醫院護理部主任、恩主公醫院副院長，現為台大護理系兼任副教授。榮獲周大觀文教基金會2016年第19屆全球熱愛生命獎章。本文摘錄自《全責護理推手--周照芳傳奇》一書第150～156頁，感謝周大觀文教基金會慨允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