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谷中的希望之光—引進家庭扶助制度
1937年某一天，中國華北的一個小鎮上，
一位外國傳教士躑躅於斷垣殘壁、滿目瘡痍的街頭，
正思索著如何為戰亂中的苦難災民盡些心力。
驀地，他瞥見一具女屍蜷伏在不遠處的路旁，
同時，還隱約聽到陣陣微弱的嬰孩哭聲。
他趕緊衝過去，發現是個已死去的母親，緊抱著她重傷的嬰孩，
當即解開襁褓，將奄奄一息的小生命送到醫院急救，
然後再抱回自己家裡照顧。
從此，救助傷患、饑餓和流離失所的孤兒，
成為這位傳教士的首要任務，他的家變成了一所孤兒院......，
這就是家扶基金會兒童扶助工作的濫觴。（取自CCF／Taiwan五十週年實錄）
這位牧師，便是克拉克博士（Dr. J. Calvitt Clarke）。
一年後，他在美國成立「中國兒童基金會」，第一筆捐款2千美元，在隔年送達中國。在1943年到1946年，短短三年間，援助中國兒童的金額，已經超過50萬美元。到1949年，中國兒童基金會在中國已經成立42所育幼院。
可惜，這股穩定社會的力量，也終被政治因素所破壞。1949年10月，因為共產政權對美國的敵視，中國兒童基金會正式結束在中國的服務，將重心轉往香港、澳門及台灣。
1950年，在戰爭中被轟炸得體無完膚的台灣，百廢待舉，而好不容易隨國民政府落腳台灣的上百萬人，正奔忙於生活安頓。
那個夏天，對很多台灣人來說，只是又一個讓人汗水淋漓的炎熱季節，但是對台灣的貧困孩童來說，卻是一個特別的季節。
首創家庭式教養制度
8月裡的某一天，有一個家庭搬進台中市福音巷裡一間獨棟住屋，成員除了大人，還有5個小孩。
這間屋子，有臥室、客廳、廚房。每個人有自己的床位、衣櫥，每個臥室隨孩子的心意自己布置，每天他們和大人一起討論吃甚麼、在院子裡玩老鷹抓小雞，甚至帶著自己的零用錢，一起上街購物。
這是「光音育幼院」，它改變傳統育幼院偏向軍事化管理的型態，首創台灣的「家庭式教養制度」，以家為單位，每個家有10到15個孩童混齡居住，並有一到兩位保育員照顧。在這樣的家庭氣氛中，失依的孩童也能和一般兒童一樣成長。
光音育幼院一開始只收容5個孤兒，很快的，便增加到五十幾人。從光音育幼院開始，中國兒童基金會的服務觸角正式進入台灣。
而當時的辦公室，就設在第一任會長高甘霖牧師的台中住家裡，工作人員，3人。
高甘霖牧師是基督教門諾會的宣教士，二次大戰期間，投入中國的賑災活動，隨後又到台灣。當家扶的邀請到來時，他正在花東的原住民部落從事山地醫療和傳教工作。
高甘霖牧師身材高大、眉眼深邃，十足的「阿逗仔」形象，可是一開口，卻是流利的台語。他對台灣充滿情感，照顧兒童更有無限愛心。
上班氣氛如置身成功嶺
在家扶服務40幾年、已經退休的認養處處長林嬋娟，曾經在家扶內部書籍中回憶，她對高甘霖牧師的印象。
那是她到家扶上班的第一天，一早，高甘霖牧師便發給所有人一張紙，要他們寫下，「你是以甚麼樣的態度，在這個機構工作？」
每個人的答案或許不同，不過高甘霖牧師最喜愛用《聖經》經文鼓勵大家，「讓小孩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在上帝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汙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
雖然是慈善組織，家扶的工作氣氛卻非常嚴謹。
一開始，家扶的業務以收容貧童及經濟扶助為主，資金與認養人多來自美國。認養部負責翻譯國外認養人的信，以及孩子寫給認養人的信，工作非常忙碌。已經去世的楊重士主任，曾在家扶的內部書籍上，分享當時的辦公室氣氛。
我太太婚前在總會的認養部工作......聽說會長高牧師不時巡視辦公室，若見到同工懶散，總是不客氣大聲說：「You steal CCF’s time.」(你浪費家扶的時間)因此，即使婚後離職多年的員工，都深刻記得當年在認養部工作，桌面只能放兒童資料和信件，沒有其他什物品；辦公室也只聞打字機敲得ㄉ一ㄉ一ㄉㄡㄉㄡ，而沒有八卦閒聊的打屁。一週五天，除了上下午各一次十五分鐘的coffee break或tea time，整天有如置身成功嶺，時時處於備戰狀態。
在眾人竭力奉獻之中，高甘霖牧師開始大力推動「家庭扶助制度」。
60年代，許多貧困家庭為了讓孩子有更好的成長環境，含淚將孩子送到育幼院，被迫骨肉分離。數量之多，讓育幼院已經無法負荷。
家庭是兒童成長的最佳環境
高甘霖牧師和同仁陷入深思—育幼院資源有限，更不可能改善貧困家庭的根本問題，那麼，在育幼院制度之外，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其實這個現象不只發生在台灣，當時戰後的韓國也出現類似問題。韓國的家扶發現，許多育幼院裡的孩子並不是孤兒，而是父母沒有足夠的錢讓孩子上學，於是忍痛將孩子「變成」孤兒，讓他們進入育幼院，希望換來更好的照顧和教育。
為了徹底幫助這些貧困孩子，韓國在1960年推出「家庭扶助制度」。而台灣體會到「家庭是兒童成長的最佳環境」，也在1964年引進這個制度。
簡單來說，這個制度是家扶每個月撥出資金，補助貧困家庭，讓孩童可以在自己的家中成長，家扶再派專業社工老師到家裡探訪，改善他們的生活。
對當時的台灣社會來說，這是一個全新的做法，也意外的，引起一些讓人哭笑不得的誤解。
遠渡重洋來探訪
家扶的資源主要來自美國，因此民眾最大的誤會便是，一旦接受補助，孩子便會被帶到美國。
已退休的大同育幼院院長員郭光輝，曾經分享當年他在屏東找孩子的經驗。
陳牧師帶我去屏東縣政府，說明我們在做這個服務（家庭扶助服務）。縣政府人員聽了很高興，把他們的貧戶名冊拿出來給我們看，我們就在那裡抄，抄哪些家裡有孩子，從1、2歲到18歲的，統統抄起來，自己去家庭訪問……。
當時的家長都很緊張，聽說要讓美國人幫助孩子，哪天把孩子帶走了怎麼辦？
經過工作人員的耐心解釋和保證，家長才逐漸相信。
為了推廣這個服務，從這一年開始，家扶開始在台灣各地成立「家庭扶助中心」。當美國總會來台灣視察時，對這個服務也表示高度支持。
許多家扶人還記得，除了寫信、捐錢，有些國際認養人還千里迢迢到台灣鄉下，探視他們認養的孩子，為他們慶生、帶他們騎腳踏車。即使雙方語言不通，靠著家扶社工老師的協助，再加上熱情笑容、比手畫腳，分離時，雙方總是不捨地流下眼淚。
全民健保前身
在這期間，家扶還推出「貧童醫療補助」，在台灣也是史無前例。
那個年代，大部分家庭收入拮据，又沒有如今的健保，看醫生是很奢侈的事，許多人生病了，只能自己休息或到藥房買成藥。
1968年，彰化家扶中心和彰化基督教醫院合作，幫助貧困兒童就醫。在他們的計畫中，病童的醫療費用由家扶、醫院及家庭，分別負擔三分之一。沒想到，彰化縣政府聽到這個消息，主動加入合作，讓貧困兒童看醫生完全不必有經濟負擔。
這個計畫後來在許多地方推廣，包括資源較貧乏的東台灣。曾經在宜蘭家扶服務近30年的社會資源處處長林秀鳳就笑著說：「這是全民健保的前身。」
1972年，高甘霖牧師離開台灣，到印尼服務更貧困的孩童。這時候，台灣已經陸續成立23個家扶中心，他對台灣弱勢兒童與家庭的奉獻，讓他獲得「台灣窮困兒童之父」的美名。
高甘霖牧師於2009年在美國過世，他生前住在療養院，臥室門上掛著的門牌，寫著中文「高甘霖」三個字。
（本文摘錄自《愛的先行者—翻轉50萬個生命的家扶》一書第48～57頁，感謝天下文化慨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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