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分享】愛的先行者—翻轉50萬個生命的家扶
幽谷中的希望之光—引進家庭扶助制度
1937年某一天，中國華北的一個小鎮上，
一位外國傳教士躑躅於斷垣殘壁、滿目瘡痍的街頭，
正思索著如何為戰亂中的苦難災民盡些心力。
驀地，他瞥見一具女屍蜷伏在不遠處的路旁，
同時，還隱約聽到陣陣微弱的嬰孩哭聲。
他趕緊衝過去，發現是個已死去的母親，緊抱著她重傷的嬰孩，
當即解開襁褓，將奄奄一息的小生命送到醫院急救，
然後再抱回自己家裡照顧。
從此，救助傷患、饑餓和流離失所的孤兒，
成為這位傳教士的首要任務，他的家變成了一所孤兒院......，
這就是家扶基金會兒童扶助工作的濫觴。（取自CCF／Taiwan五十週年實錄）
這位牧師，便是克拉克博士（Dr. J. Calvitt Clarke）。
一年後，他在美國成立「中國兒童基金會」，第一筆捐款2千美元，在隔年送達中國。在1943年到1946年，短短三年間，援助中國兒童的金額，已經超過50萬美元。到1949年，中國兒童基金會在中國已經成立42所育幼院。
可惜，這股穩定社會的力量，也終被政治因素所破壞。1949年10月，因為共產政權對美國的敵視，中國兒童基金會正式結束在中國的服務，將重心轉往香港、澳門及台灣。
1950年，在戰爭中被轟炸得體無完膚的台灣，百廢待舉，而好不容易隨國民政府落腳台灣的上百萬人，正奔忙於生活安頓。
那個夏天，對很多台灣人來說，只是又一個讓人汗水淋漓的炎熱季節，但是對台灣的貧困孩童來說，卻是一個特別的季節。
首創家庭式教養制度
8月裡的某一天，有一個家庭搬進台中市福音巷裡一間獨棟住屋，成員除了大人，還有5個小孩。
這間屋子，有臥室、客廳、廚房。每個人有自己的床位、衣櫥，每個臥室隨孩子的心意自己布置，每天他們和大人一起討論吃甚麼、在院子裡玩老鷹抓小雞，甚至帶著自己的零用錢，一起上街購物。
這是「光音育幼院」，它改變傳統育幼院偏向軍事化管理的型態，首創台灣的「家庭式教養制度」，以家為單位，每個家有10到15個孩童混齡居住，並有一到兩位保育員照顧。在這樣的家庭氣氛中，失依的孩童也能和一般兒童一樣成長。
光音育幼院一開始只收容5個孤兒，很快的，便增加到五十幾人。從光音育幼院開始，中國兒童基金會的服務觸角正式進入台灣。
而當時的辦公室，就設在第一任會長高甘霖牧師的台中住家裡，工作人員，3人。
高甘霖牧師是基督教門諾會的宣教士，二次大戰期間，投入中國的賑災活動，隨後又到台灣。當家扶的邀請到來時，他正在花東的原住民部落從事山地醫療和傳教工作。
高甘霖牧師身材高大、眉眼深邃，十足的「阿逗仔」形象，可是一開口，卻是流利的台語。他對台灣充滿情感，照顧兒童更有無限愛心。
上班氣氛如置身成功嶺
在家扶服務40幾年、已經退休的認養處處長林嬋娟，曾經在家扶內部書籍中回憶，她對高甘霖牧師的印象。
那是她到家扶上班的第一天，一早，高甘霖牧師便發給所有人一張紙，要他們寫下，「你是以甚麼樣的態度，在這個機構工作？」
每個人的答案或許不同，不過高甘霖牧師最喜愛用《聖經》經文鼓勵大家，「讓小孩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在上帝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汙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
雖然是慈善組織，家扶的工作氣氛卻非常嚴謹。
一開始，家扶的業務以收容貧童及經濟扶助為主，資金與認養人多來自美國。認養部負責翻譯國外認養人的信，以及孩子寫給認養人的信，工作非常忙碌。已經去世的楊重士主任，曾在家扶的內部書籍上，分享當時的辦公室氣氛。
我太太婚前在總會的認養部工作......聽說會長高牧師不時巡視辦公室，若見到同工懶散，總是不客氣大聲說：「You steal CCF’s time.」(你浪費家扶的時間)因此，即使婚後離職多年的員工，都深刻記得當年在認養部工作，桌面只能放兒童資料和信件，沒有其他什物品；辦公室也只聞打字機敲得ㄉ一ㄉ一ㄉㄡㄉㄡ，而沒有八卦閒聊的打屁。一週五天，除了上下午各一次十五分鐘的coffee break或tea time，整天有如置身成功嶺，時時處於備戰狀態。
在眾人竭力奉獻之中，高甘霖牧師開始大力推動「家庭扶助制度」。
60年代，許多貧困家庭為了讓孩子有更好的成長環境，含淚將孩子送到育幼院，被迫骨肉分離。數量之多，讓育幼院已經無法負荷。
家庭是兒童成長的最佳環境
高甘霖牧師和同仁陷入深思—育幼院資源有限，更不可能改善貧困家庭的根本問題，那麼，在育幼院制度之外，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其實這個現象不只發生在台灣，當時戰後的韓國也出現類似問題。韓國的家扶發現，許多育幼院裡的孩子並不是孤兒，而是父母沒有足夠的錢讓孩子上學，於是忍痛將孩子「變成」孤兒，讓他們進入育幼院，希望換來更好的照顧和教育。
為了徹底幫助這些貧困孩子，韓國在1960年推出「家庭扶助制度」。而台灣體會到「家庭是兒童成長的最佳環境」，也在1964年引進這個制度。
簡單來說，這個制度是家扶每個月撥出資金，補助貧困家庭，讓孩童可以在自己的家中成長，家扶再派專業社工老師到家裡探訪，改善他們的生活。
對當時的台灣社會來說，這是一個全新的做法，也意外的，引起一些讓人哭笑不得的誤解。
遠渡重洋來探訪
家扶的資源主要來自美國，因此民眾最大的誤會便是，一旦接受補助，孩子便會被帶到美國。
已退休的大同育幼院院長員郭光輝，曾經分享當年他在屏東找孩子的經驗。
陳牧師帶我去屏東縣政府，說明我們在做這個服務（家庭扶助服務）。縣政府人員聽了很高興，把他們的貧戶名冊拿出來給我們看，我們就在那裡抄，抄哪些家裡有孩子，從1、2歲到18歲的，統統抄起來，自己去家庭訪問……。
當時的家長都很緊張，聽說要讓美國人幫助孩子，哪天把孩子帶走了怎麼辦？
經過工作人員的耐心解釋和保證，家長才逐漸相信。
為了推廣這個服務，從這一年開始，家扶開始在台灣各地成立「家庭扶助中心」。當美國總會來台灣視察時，對這個服務也表示高度支持。
許多家扶人還記得，除了寫信、捐錢，有些國際認養人還千里迢迢到台灣鄉下，探視他們認養的孩子，為他們慶生、帶他們騎腳踏車。即使雙方語言不通，靠著家扶社工老師的協助，再加上熱情笑容、比手畫腳，分離時，雙方總是不捨地流下眼淚。
全民健保前身
在這期間，家扶還推出「貧童醫療補助」，在台灣也是史無前例。
那個年代，大部分家庭收入拮据，又沒有如今的健保，看醫生是很奢侈的事，許多人生病了，只能自己休息或到藥房買成藥。
1968年，彰化家扶中心和彰化基督教醫院合作，幫助貧困兒童就醫。在他們的計畫中，病童的醫療費用由家扶、醫院及家庭，分別負擔三分之一。沒想到，彰化縣政府聽到這個消息，主動加入合作，讓貧困兒童看醫生完全不必有經濟負擔。
這個計畫後來在許多地方推廣，包括資源較貧乏的東台灣。曾經在宜蘭家扶服務近30年的社會資源處處長林秀鳳就笑著說：「這是全民健保的前身。」
1972年，高甘霖牧師離開台灣，到印尼服務更貧困的孩童。這時候，台灣已經陸續成立23個家扶中心，他對台灣弱勢兒童與家庭的奉獻，讓他獲得「台灣窮困兒童之父」的美名。
高甘霖牧師於2009年在美國過世，他生前住在療養院，臥室門上掛著的門牌，寫著中文「高甘霖」三個字。
（本文摘錄自《愛的先行者—翻轉50萬個生命的家扶》一書第48～57頁，感謝天下文化慨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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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溫暖的地方就是家—首開家庭寄養制度
王小妹，從出生後就不曾刷牙，也無法告訴大人，牙痛有多麼疼。
長期受到家暴的王小妹，有一對長期吸毒的父母，兩人進出監獄像是「走灶腳」一般平常，根本無暇專心照顧自己的親生女兒。
俗話說：「牙痛不是病，痛起來要人命！」大人都這樣了，何況小孩子？缺乏家人照料的小女孩，勉強長到五歲，卻是滿口黑牙，飽受齲齒之苦，連語言發展也受到影響。
這樣的她，捧著臉頰，喃喃說著牙齒痛，聲調卻是模糊不清，彷彿還帶著一點怯懦。社工與寄養父母看到這樣的場景，胸口像被人揪緊一般地疼。
寄養父母帶著她四處求診，結果發現，有13顆牙齒都必須接受根管治療。而她，只有5歲。
棘手的是，王小妹一緊張就流鼻血，小診所的牙醫不敢收治；輾轉虎尾、斗六等地4家診所，後來才在台大醫院雲林分院，找到願意幫忙動手術的醫師。
領先所有社福組織
多虧有寄養父母的幫助，讓王小妹得以脫離最糟糕的情況。
寄養家庭制度在台灣推行，家扶基金會可說是一大功臣，他們領先其他社會福利組織，在80年代，為台灣兒童照顧寫下最重要的創新里程碑。
無論孩子因為家境貧困，導致原生家庭無力扶養；或是家裡出現暴力、不當管教等行為，寄養家庭都適時成為孩子的避風港。
仔細回溯起來，家扶推動寄養家庭的起源，有一位不容忽略的重要人物，就是出身台中端容眼科的藍采風博士。他在美國教書，也做寄養家庭服務研究，回台灣與家扶夥伴進行訓練時，提到這項在美國行之有年的制度，與兒童保護密不可分。
他認為，台灣也有迫切需要，應該考慮施行這項服務。
在家扶的理念，兒童在家中成長是最好的，因此，對寄養家庭制度化的想法相當認同，畢竟，大人們想像得再周到，總是有不足的地方。如果可以，還是希望讓孩子在暫時受保護、養育的同時，靜待原生家庭恢復功能，並接回孩子。
從無到有的開拓
事實上，在家扶所推出的服務中，寄養，可以說是最能深刻影響孩子生命的一環。
1972年加入家扶團隊的資深社工督導郭麗貞，對於這點，體會特別深。她是家扶開拓寄養家庭服務方案的早期開路先鋒，對於這項方案如何從無到有，如數家珍。
郭麗貞回憶，「一開始，因為台灣缺乏相關施行辦法，我們就以藍采風提出的寄養服務理論為本，模擬可能的寄養家庭樣貌，與可能需要協助的兒童背景。同時，以『何處是兒家』做為主題訴求，開始製作文宣品，到區公所、衛生所、婦女團體等地，宣傳敞開雙臂、接納寄養兒童的溫馨情境。」
「我清楚記得，1980年9月23日，寄出第一批招募寄養家庭的信，是最困難的第一步，因為信件發出後，始終石沉大海，」她透露，「後來，我們進一步追蹤，發現沒有消息的原因，是有能力提供寄養服務的家庭，由於孩子好不容易長大，父母想要有自己的生活，因此紛紛推卻這樣的美意。」
還好，皇天不負有心人，1981年1月，家扶找到可以配對成功的家庭，那是高雄鳳山的曹國慶、高慧慈夫婦。
這對夫婦，幾年前曾擔任家扶認養人，認養扶助了兩個孩子，也認養了一位育幼院童。假日時，他們會接這些孩子到家中過夜，星期天則一起到教會做禮拜，享受短暫的天倫之樂。
郭麗貞說：「我就是看到，曹國慶夫婦擁有接納孩子到自己家中的潛質，才極力說服他們嘗試。」
一開始，她希望可以藉由這樣的例子拋磚引玉，喚起大眾對寄養服務的興趣與重視，也可以因此透過媒體的披露，由家扶搭起橋梁，讓善心人士有管道提供孩子一個溫暖的家。
為四萬個孩子找到避風港
只是，曹國慶一家，為善不欲人知，他們有興趣照顧孩子，卻不希望被報導。而這樣，就無法收到拋磚引玉的示範效果。
「還好，在家扶同仁的勸說下，他們終於被打動，願意把故事分享出來，」郭麗貞興奮的說：「於是，我們就邀請《聯合報》記者，報導這位母親離家、父親因病過世而來到寄養家庭的故事。透過一系列報導，果然獲得許多迴響。」
「當時，許多人受到感動，表達擔任寄養父母的意願，成功踏出最難的第一步！」郭麗貞開心地說。
這位小女孩在曹家住了一年，後來結婚時，特別邀請曹國慶夫妻和郭麗貞當她的女方家屬。
踏穩這成功的第一步，1981年7月，家扶正式接受台灣省政府委託，在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五地，試辦寄養制度。
其中，高雄市政府在1982年10月，開出台灣首例，委託地方民間團體承辦寄養工作。內政部則在1983年頒布「兒童寄養辦法」，開始在全國推展。
翁慧圓觀察，華人文化重視濟弱扶傾、行善積德，閩南語中還有「吃人一口，還人一斗」等俗諺。這些，都是深深烙印在人們生活當中的文化認知，也讓台灣社會在經濟富裕後，轉而尋找行善、回饋社會的出口。
這一股來自民間的良善力量，推動家扶不斷的前進，將愛心帶到台灣的各個角落。
一晃眼，30多年過去，挽救了無數需要幫助的孩子，曾經接受安置照顧的寄養兒童人數，累積到2014年底，已有將近4萬5千位。
學習美國，超越美國
在台灣，只要經過縣市政府社會局評估，不管在原生家庭遭受虐待或高風險家庭的孩子，都可以接受這個服務。
寄養時間，從1、2個月到5、 6年都有，大多為1到2年，等原生家庭功能恢復到適合孩子成長，就會讓孩子回家。
這一點跟美國比起來，有本質上的不同。
大力推動寄養家庭的家扶第三任會長郭東曜就說：「美國的寄養服務，常常一照顧就到18歲，但我覺得這樣不好。」
且根據美國2000至2007年，針對寄養兒少後續追蹤的研究發現，長期在寄養家庭中長大的孩子，比其他在原生家庭中長大的孩子，更容易成為中輟生，並有犯罪、吸毒、未婚生子的行為。
他補充說：「我們在台灣的寄養，是時間愈短愈好，因為我們希望，在過渡時期之後，親生父母可以重新站起來，再次接納他們的孩子。」
這類案例，的確曾經發生。
有位爸爸是家裡的老么，在過度呵護下長大；當父親過世，他頓失依靠，從此一蹶不振。
沒有血緣親人的仗恃，妻子也跑了，兩個兒子跟著他，有一餐沒一餐，學校也長期曠課不去。
後來，家扶依據《兒童福利法》，將孩子送到寄養家庭。
在父子分離期間，兩個孩子見到父親時，總會問起：「爸爸，什麼時候帶我們回家？」每一次的對談、每一回的會面，都會轉為激勵爸爸改變的動力。
終於有一天，爸爸察覺自己先前有多麼頹喪不振，忍不住流下男兒淚。
淚，沒有白流。當他決定從自陷的困境中爬起來，曾經的舊識見到他願意改變，向他伸出手，不僅給他工作，還幫他買了一個貨櫃屋，讓他和孩子們有棲身之所。
預防另一個不幸
根據家扶基金會社工處的資料，重新安置寄養兒童、少年的原因，以受虐居多，虐待、疏忽、遺棄，占比至少6成。而依照國外的統計，有80%的家暴施虐者，曾經是受虐或目睹家暴的兒童；研究更發現，受虐者長大成人後，有1/3會成為施虐者、1/3不會，至於剩下的1/3，則是若遭受社會壓力，未來可能變成施虐者。
顯然，如果能讓受虐兒在溫馨的寄養家庭中成長，對預防未來另一個不幸家庭的出現，很有幫助。
只是這理想要落實，並不簡單。寄養服務，不是把孩子放到寄養家庭就好，想成為寄養父母，也不是有愛心就夠。
這些孩子，許多是在不健全的家庭中成長，很可能出現欺騙、偷竊等偏差行為，也可能特別缺乏安全感、同理心，課業表現還經常比較遲緩或落後，需要相當的耐心和專業來包容與引導。
要成為寄養家庭，基本上需要具備幾個條件：夫妻25至65歲、結婚超過2年、身體健康、國中以上學歷、收入穩定，以及家中具有足夠空間。符合這些條件之後，還必須經過健康檢查、家庭訪視、評估會議、職前訓練等。
這些訓練，主要聚焦在教養兒童與青少年的親職技巧、主照顧者的自我照護、依附關係的修復、寄養家長與兒童分離等議題的處理與面對。
另外，擔任寄養父母後，每年還要固定接受30小時的在職訓練；有時，為了因應實際生活需求，有些課程還會加入智能障礙兒童、少年的照顧技巧，以及居家環境設計、親子遊戲運用、健康飲食等議題。
目前，台灣每年約有600戶家庭，願意報名成為寄養父母，但經過一定程序評核後，最後能正式成為寄養家庭的，不到150戶。
頑石點化成金
寄養家庭儘管操作不易，但對於有需要的孩子，意義深遠。翁慧圓說：「你真的可以看到，有些受虐孩子到了寄養家庭後，不到半年，不但開始變得有自信，也看到人生的希望。」
郭麗貞就分享了張簡家的故事。
張簡家收容了一對姊弟，姊姊會打架、偷竊，還會逃學，考試的分數都是個位數。他們夫妻自己有一個孩子，對這三個孩子他們一視同仁，甚至利用晚上的時間，從ㄅ、ㄆ、ㄇ、ㄈ開始教這個姊姊。姊姊的成績突飛猛進，10個月後，她已經考到7、 80分。
那一年，在家扶中心的兒童節表揚中，這位姊姊在台上拿著獎狀驚喜不已，郭麗貞和張簡媽媽則在台下鼓掌，高興的拍到雙手通紅。
「誰說頑石無法點化成金？」郭麗貞感動地說，「張簡氏夫妻的愛心，改變了這個孩子的一生。」
謝謝你給我們一個小天使
對寄養家庭本身，也可能因此得到意外的人生禮物。
屏東家扶中心社工督導黃淑玲，回憶起已過世的排灣族牧師陳維翰，陳牧師和他的家族都是家扶的寄養家庭。
在陳維翰牧師家，少有其他寄養家庭會聽到的頭痛問題。和原生家庭分離的孩子大哭大鬧，牧師抱在懷裡安撫一下就安靜了。晚上，他們用故事取代電視，曾經一家人在客廳說故事，說著說著，大人小孩都睡著了。
後來牧師罹患癌症，多次進出安寧病房，身體非常虛弱，黃淑玲去探望他。
就在院子裡，她看到牧師和寄養的小女孩手牽手散步，享受父女的天倫之樂。黃淑玲上前打招呼，牧師氣若游絲，語音不清，小女孩乖巧地上前代牧師說了一遍，「叔叔是說……」
「這小女孩竟然能聽懂牧師講的話，」黃淑玲驚訝不已。難怪提起這個小女孩，師母總是告訴她，「謝謝你帶給我們一個小天使。」
牧師去世前留下訣別信，信中仍遺憾自己無法陪伴寄養童長大。臨終前，師母和孩子握著牧師的手，一起度過最後的人生。這一幕，黃淑玲始終不能忘懷。
（本文摘錄自《愛的先行者—翻轉50萬個生命的家扶》一書第114～124頁，感謝天下文化慨允轉載。）
暴風雨中的彩虹屋—打造療傷新空間
1999年9月21日，一場毫無預期的大地震，重創了台灣中部，成為台灣自二次大戰後傷亡最慘重的天災，許多家庭在天搖地動之間瞬間瓦解，也產生了無數創傷症候群。
一群曾在阪神大地震服務的日本社工師，來到台灣，想替災後重建盡份心意，卻發現在南投埔里使不上力。
後來他們和家扶聯繫上，來到當時的台中縣。他們帶著孩子在廚房中烹飪，藉著遊戲般的活動，抒發身心，效果十分顯著。
參與這項治療的心理醫師李秀娟回顧，「這是一個很溫暖的過程，當時的概念是，家庭中與孩子互動的核心是廚房，而且廚房可以讓孩子的心跟口都得到滿足，也是父母親表達對孩子愛意的最佳情境。」
空間色彩繽紛
在這個過程中，家扶也發現了，阪神大地震後所發展出的「彩虹屋」治療機制，也許也適合引進台灣，為災區民眾進行治療。
日本的彩虹屋是結合各專業領域，歷時5年以上，才共同實驗出的治療模式，它以色彩繽紛的空間，打破原本心理諮商室的冰冷，容易讓人卸下心防，融入治療與諮商的情境中。
於是家扶基金會邀請台灣的小兒科醫師、諮商師，一起到台中觀摩這套讓人身心安頓的治療方式，也親自到日本去探訪彩虹屋的施行狀況。
「我們對當地服務方案施行的精緻，感到很驚訝，」當時一起前往日本觀摩的翁慧圓回憶說：「心理學、社工服務等領域的專業手法很細膩地融入各種設施，不論是人性心理或人體工學、配色等細節，都考量到使用者的需求，空間也不會產生幽閉感，讓人很安心。」
台灣或許沒有這樣精緻成熟的空間，不過，遊戲治療對家扶來說並不陌生。
引進遊戲治療模式
曾經是兒保服務第一線的社工，後來也參與南台中家扶彩虹屋規劃的陳靜惠，如今是南台中家扶中心的社工督導，她分享了自己接觸遊戲與藝術治療的開端。
那是她印象最深刻的兒保個案，一個單親家庭手足嚴重暴力的案件。
案中的媽媽，不堪丈夫長期施暴而離家出走，丈夫心生報復，於是性侵還在念小學四年級的長女。媽媽知道後，帶著6個孩子離開家裡，這位父親則被判刑8年。
這家人雖然從此遠離父親的威脅，不過，暴力的陰影和他們形影不離。
媽媽的個性軟弱，又得在夜間工作，於是身為長女的姊姊，擔起管教弟妹之責。姊姊的情緒不穩定，常以毆打管教弟妹。
家裡幾乎天天雞飛狗跳。老大打老二，老二就去打老三，老三轉身在老四身上出氣，一個打一個，一直打下去，嚴重的時候，曾被打到手無法握筆。
結果，大姊心理受創、大妹逃學、二妹出現尿床的退化行為，大弟和二弟用偷竊建立成就感，小弟念小學，就已經很會察言觀色。
怎麼樣才能幫助這個失能又失序的家庭，走出沉痛的創傷經驗？陳靜惠一度非常苦惱。
後來，經過討論，她嘗試和心理師合作，引進遊戲治療模式，分別為每個孩子進行心理治療。
加上其他技巧、方法的交叉運用，2年4個月後，這個原本傷痕累累的家庭，宣告重整成功。老大到老四後來都上了大學，每個月還準時到家扶中心幫忙清洗魚池。
「遊戲本來就人人喜歡，孩子的語言表達不夠成熟，透過遊戲來進行心理創傷的治療，是再好、再自然不過的方式，」翁慧圓解釋。
看到這個成果，陳靜惠幾乎喜極而泣。家扶基金會進一步開辦遊戲與藝術治療的專業訓練，1999年新竹家扶中心完成家扶首創的遊戲治療室，隔一年，在當時的台中縣家扶中心完成台灣版的彩虹屋。
台灣的彩虹屋先從豐原起跑，再到沙鹿，繼而推廣到全國各家扶中心。雖然最早是為了撫平921大地震的傷痛而設，但因為治療成效良好，後來推廣到受虐兒童。
在彩虹屋的遊戲治療室裡，有沙堆、玩偶、樂高積木、大富翁等玩具，孩子可以自由玩樂，家扶的諮商師常常花上幾個小時陪孩子玩。
這些心靈受傷的孩子剛到彩虹屋時，大致有兩種反應：一種是退縮自閉，認定是因為自己不好才被大人打罵；另一種則是如同小霸王般蠻橫，甚至出現攻擊行為。幫助不同反應的孩子，彩虹屋的老師有不同的方法，有時候是安靜陪伴，有時候得扮演受氣包。
心理諮商師李逸明，曾經在部落格上分享一段特別的經驗。
有個孩子來到彩虹屋後，發現李逸明不像他父母一樣兇巴巴的，反而一副很好欺負的模樣。他就透過玩大富翁的機會，想盡辦法欺負李逸明。
他把牌統統推倒，然後支使李逸明排好，又霸道地不准李逸明買房子，極盡所能讓李逸明輸，自己好在這場遊戲中成為大富翁。
「我每次都會故意讓他，滿足他在現實之中無法被滿足的成就感，」李逸明解釋自己的做法。
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這個孩子開始主動倒水給李逸明喝，甚至還幫忙她做事情。
即使最終不能改變孩子的命運，在彩虹屋的相處經驗，也可能成為孩子終身珍藏的記憶。
不離身的慶生照
美術治療師林惠愛曾經幫一個小五的男生，做美術與遊戲治療。
這個小男孩每次到彩虹屋，都帶著弟弟妹妹一起來，可惜他來的次數不多，因為住在新竹縣鄉下，他要到市區的家扶，得轉好幾路公車。但是他俊俏的模樣、刻意討好大人的態度，令林惠愛印象深刻。
林惠愛至今仍記得，他在彩虹屋的最後一張畫作。畫中的孩子一個人孤伶伶地站在漆黑、閃電、打雷的屋外，林惠愛問孩子，「畫中的小孩可以趕快進屋嗎？」
孩子微笑著說，不知道。
許多年後，林惠愛在一個安置機構巧遇這個孩子。孩子已經長大，因為犯錯而被送到安置機構，他看到林惠愛來訪，連忙叫住她。他拿出當年在彩虹屋慶生的照片，告訴林惠愛，這些照片他一直帶在身上，每次看著照片，便感受到自己被關愛、被重視，心裡頓時獲得滋潤，很快克服當下的負面感受。
再見到這位少年，林惠愛感慨萬千，「我知道在長期缺乏家庭溫暖後，『屋』是再也進不去了，但是慶幸那幾張照片陪伴他走過人生的一段低潮期。」
由於這一項服務擁有在地化、社區化的特色，各地家扶中心相繼開辦相關的訓練課程，也吸引了一些有需求的小學、幼稚園前來觀摩，漸漸和校園進一步的結合。
第一座多重社會工作基地
八八風災後，經過近3年的籌劃與興建，家扶在高雄市杉林國中打造了一座設計特殊的彩虹屋。
這座2層樓歐式建築的彩虹屋，建築面積有200多坪，不僅規劃了攀岩牆及戶外體驗設施，更和周邊的樹林融為一體。這裡結合諮商輔導、心理治療與體驗教育等多種功能，杉林國中也配合家扶基金會，培訓一批體驗訓練的種子教師。
家扶的彩虹屋，也從個案服務，進一步擴大為從事學校、社區及災變社會工的共同基地，邁向服務新里程。
以不同的觸角接近有需要的孩子，只希望每個暴風雨後的人生，都能遇到美麗彩虹。
（本文摘錄自《愛的先行者—翻轉50萬個生命的家扶》 一書第220～227頁，感謝天下文化慨允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