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不贏「台灣媒體」怪的馬力歐

文／Sandie Yi

80年代的童年回憶，突然被這隻任天堂馬力歐youtube 影片翻醒！

因家族遺傳，我生下來四肢皆只有兩指頭，雖然從小到大，家人從來沒有明說「33(註1)妳不可以 跑、跳、金雞獨立等……」，但周圍人給我的保護和惋惜的神情，常讓我對於使用自己的兩根腳趾頭進行大動作的跑或跳、或在陡坡、獨木上做平衡等活動相當沒有信心，甚至會感到焦慮。記得每次和姊姊玩馬力歐電玩時，不管手指頭按按鍵花多大力氣增加速度 、不管自己坐在椅子上的上半身忍不住跟著跳起來好幾次，螢幕上的馬力歐卻經常像現實中的我，衝不快、也跳不高。

但，我和很多人一樣，一聽到這影片中的背景音樂、看到馬力歐奮力往前衝上水管的模樣，第一個反應還是由然的微笑懷舊。哈，想當年老娘我小時候就是玩這款超低解析度的電玩啦！繼續把影片看下去時卻發現：等等！這隻馬力歐怪怪的！怎麼上演的劇碼不太一樣？馬力歐竟然腿軟跳下來受傷，第二條命還是坐著輪椅回來？

啊，原來這是一支由以色列動畫團隊製作的創新影片！讓馬力歐變身為輪椅使用者，目的是透過動畫，提升社會大眾對無障礙空間的關注。 英文原版影片上網後，短時間內在全球網路媒體引起極高的點閱率，台灣的ETtoday電視台獲得作者同意，在影片中增加了中文字幕的敘述，放在網路上做為趣味新聞影片。

隨著近年來身障服務團體積極倡議資訊無障礙和資訊可及性的重要，宣導影音媒體需增加字幕、手語、口述影像等服務，當這支影片打上中文字幕，的確在某個程度上做到了語言轉譯無障礙。但沒想到，中文的陳述立場竟也入境隨俗增添了幾分台灣味。

台灣媒體似乎很習慣以悲情洋蔥式語法，做為引導觀眾閱讀身障相關文本的基礎文字，也因此，這支影片原本賦有障礙權益為主的主張，彷彿拘留在隱形的網路海關，沒有一併帶到華語觀眾面前。這樣的「翻譯」技巧，製造了什麼結果？又有什麼樣的影響？

現今的網路媒體世界，讓市井小民可輕易透過個人臉書或部落格等傳遞訊息和價值觀念，也就是說人人都有機會可以扮演民眾媒體來導讀、「翻譯」、散播、甚至是倡導障礙議題。製作時，除了要提供視障和聽障者適合的無障礙資訊傳播方式，同時在轉貼、傳播障礙議題新聞時，也要注意該如何拿捏影像敘述的主觀和客觀角度，才能保留住原汁原味的障礙者的政治意識角度？我們一起來觀察這支影片中英兩版本，看看他們呈現出哪些社會對身心障礙的觀點？

原影片影像(英文版)

原影片影像描述：

遊戲開始前的成績表顯示馬力歐坐著輪椅，性命剩下2條。

這回坐輪椅的馬力歐，往前進時，前面的大水管前後都鋪了斜坡板。上下兩組斜坡板後，出現小怪，馬力歐用輪椅撞了過去，繼續上小斜坡，成功用頭頂出香菇變大。馬力歐坐上升降器升高到水管上方，再從斜坡板滑下來。這時他用輪椅撞了烏龜，烏龜又打出一朵神奇花。他順著斜坡道上去吃了神奇花，得了1000分神奇力量，輪椅消失，背景音樂變得快節奏，這時他改拿拐杖走下斜坡。拐杖接著打走迎面而來的小鬼，也用拐杖往頭頂上的磚塊打出數個金幣，往前又再打了烏龜，但這次烏龜回滾，龜殼滑過時又把馬力歐打回成坐輪椅，這時背景音樂也轉回到之前的節奏，表示神奇力量消失了。馬力歐繼續推輪椅上斜坡，直往高台處，到了終點，搭了掛著一張身心障礙旗幟的電梯往城堡去，成績表此時開始算成績。

下一幕出現的是黑底螢幕用白字寫著：
　　It’s Not The 80’s anymore (中文： 現在早就不是80年代了)
　　Enable Access for Everyone (中文： 讓所有人都能獲得無障礙可及的生活)

螢幕切換到馬力歐從城堡推輪椅出來，低著頭進入綠色大水管裡。接著出現背影全黑的地下道，三邊有綠色磚塊，右方有五個金閃閃發亮的問號磚塊，遠遠傳來馬力歐大聲的尖叫，尖叫聲持續到他從上方摔下來跌在地下道地板上，輪椅接著從上方往下掉，壓在他已經躺平在地上的身體，輪椅的輪子還因此瓦解滾出來。

字幕打出NOW. (中文：現在)
～～～～～～～～～～～～～～～～～～
接著，我們來看看中文字幕版本

中文字幕版本影片《這不是一般的馬力歐啊！》

影像敘述，藍字部分為中文字幕，配合影片中要強調的紅色字特寫，在此也標示出來：(圖片來源ETtoday新聞雲)

影片一開始即在藍天、數個高掛磚塊和綠色水管的背景前打出中文字幕：自製輪椅版馬力歐，以色列網友背後故事超心酸。

配著馬力歐在動畫裡的動作，字幕上陸續打出：與原版遊戲相同，馬力歐一開始有3 條命，一樣能跑、一樣能撞金幣、一樣會長高，但他腿軟跳躍失敗，剩下兩條性命的馬力歐坐著輪椅開始他的新挑戰！

… 輪椅沒有跳躍功能，馬力歐只能哭哭。

路易吉(Luigi)出現後，字幕打出：如果殘障馬力歐挑戰的是這樣一個新世界……

當馬力歐用輪椅撞小怪時，文字配合寫輪椅攻擊！成功用頭頂出香菇時，字幕寫著 吃香菇size會變大，有坡道還有升降梯！

改拿拐杖走下斜坡。字幕出現: 特殊功能拿拐杖！用拐杖往頭頂上的磚塊打出金幣時，字幕：這樣拿金幣省力多了～ 繼續前進，拐杖攻擊～

當烏龜殼滑過時又把馬力歐打回坐輪椅，字幕：受到攻擊變回輪椅模式。最後到了終點字幕上了：成功過關。

下一幕出現的是黑底螢幕白字寫著：
It’s Not The 80’s anymore 看似順利的進入下一關

Enable Access for Everyone 但不是每個馬力歐都這麼幸運！

影片最後的結語加上了：事實上，影片是作者的心聲，從18歲時因滑雪意外，作者至今過了11年的輪椅生活，他希望透過這部影片讓大家知道無障礙設施的重要。

打不贏「台灣媒體」這個大怪

馬力歐兄弟原本就是被設定在一個所謂「好手好腳」、以非障礙者(註2)為主的背景世界。虛擬電玩運用心理學概念「自我防衛機制」裏講的自騙性理想化 (idealization) 機制，電玩角色讓玩家可暫時性地卸下現實生活中自己的原貌，理想化地把自己想像成超有能力的英雄：兩腿衝得快、跳得高、警覺反應技巧好，可以打怪物、金幣，吃神奇香菇長大 。電玩世界每一關卡設定的時間壓力和獎勵令人激起腎上腺素，催促人們盡可能地發揮想像，意念式地透過馬力歐的超級健全身體往前衝刺、闖關晉級。這樣的虛擬電玩主角設計，可以說是一種健全主義(註3)的催眠與實踐。

在身障版本的馬力歐影片中，我們也可以看見健全主義歧視障礙者的概念如何滲透到馬力歐身上：當馬力歐吃了魔力花，功力增強，竟然就不用坐輪椅了！他的障礙等級頓時減輕，變成有「特殊功能」，竟然可以拿拐杖行走就好。這就好像現實生活中後天致殘的身障者，幾乎都有在傷後各地吃偏方喝符水尋求解藥的經驗。健全主義再次灌輸刻板印象：能不要坐輪椅、能夠靠自己的能力兩腿走路最好，既使是拿拐杖，也比坐輪椅好。身心障礙的嚴重程度差異在虛擬電玩的世界裏，在此時得到某種程度的救贖。當烏龜殼再次撞斷馬力歐的腿，也就是魔力花的魔力消失的剎那。具有行走的能力在這裡被比喻為一種高一等級的魔法，再次展現健全主義賦予不同程度的「行動功能」的價值。雖然這是虛擬影片的戲碼，但它像一面鏡子，反映出的是現實生活中人們對障礙身體的期待與評價。

想像和我同個年代成長的輪椅族身障者，在玩馬力歐兄弟電玩時，螢幕上看到的永遠都是「好手好腳」的超級馬力歐，永遠是現實生活中自己無法扮演的角色。當這影片換上了肢障馬力歐，同時呈現斜坡和昇降設備在現實生活中帶來的便利；帶領觀眾去注意環境中無障礙的迫切需要，這樣的影片在障礙圈引起了共鳴：障礙者玩家終於看到和自己因生理機能損傷，而在社會環境中有相似處境的馬力歐，不但可以推著輪椅、還可以順著斜坡打怪、吃香菇長大、坐大輪椅等，這支虛擬角色的影片，在此時轉化成一種現實世界中正面的無障礙空間倡議與宣導力量。

同時，當賦有歷史象徵性意義的古早電玩角色，在媒體介面上以障礙者的角色出現時，也為身心障礙者的族群認同帶來正面影響；它呈現了集體障礙者在社會上共同受到的阻礙和歧視，得以透過影片凸顯、要求社會大眾正視，就如最後字幕上的「現在早就不是80年代了」「現在就要全面無障礙」！這些即是由障礙經驗中受到社會環境壓迫後生產出來的「障礙政治自覺意識」的角度 。

也許，少數西方國家現在有其社會條件可以說「想當年，80 年代缺乏無障礙空間有夠落後的！」但對目前的台灣障礙者來說，既使在2016年，「無障礙」仍然還是需要集體奮戰爭取，才會推動少許的改變。台灣社會的氛圍，包含媒體對身心障礙的描述，目前仍然處在醫療模式、上對下的慈善心態、宿命論等來看待障礙者的需要，以及無障礙環境存在的必要性。

舉例來說，原影片用80年代的馬力歐來影射：年代的轉變應該也要看得到無障礙的進步 (就連超級馬力歐兄弟的世界都已經有斜坡等的無障礙設施了耶！) 那我們還在等什麼？影片原文中強調的是用社會模式(social model)的觀點來檢討外在環境的阻礙，是造成人們不方便、帶給人阻擾的最大兇手。換句話說，現在不做，就落伍了！丟不丟臉哪？這時中文版影片卻翻譯成「看似順利的進入下一關，但不是每個馬力歐都這麼幸運！」一個社會環境能不能有便民的無障礙軟硬體設備，不是以個人或群體的「幸運程度」來決定的。

以色列動畫團隊明明是用撒辣椒籽的嗆力，直接了斷地從平權的角度直言要求無障礙空間 （而且是「現在」就要！）。但影片到了台灣，中文版的就以塞洋蔥硬擠辛酸淚的方式來陳述：從一開始的字幕硬要提到「背後故事超心酸」來可憐化這個公共的無障礙議題；到最後還特別交代影片作者身體損傷的原因和癱瘓坐輪椅的狀況，這些都是原影片中沒有提到的。這樣的訊息也讓不少網友邊轉貼時，邊寫下「 #洋蔥、讓人感動、趣味的背後... 是一陣心酸...」等評語。

要讓網友提高對無障礙環境的意識，為什麼需要告知影片作者本身的身體損傷狀況？為了要提高對社會議題的關懷，得先讓一般人對障礙者感到心酸難過？影片背後有了一個下半身癱瘓的肢障者，才好說服大眾的心理？中文媒體在報導這支影片時，令我聯想到醫療模式 (medical model) 中歸咎身心障礙為「個人問題」的態度。

記得我在台灣工作時，最不習慣的是陌生人和新認識的人總是喜歡問我的手腳怎麼了？甚至都還沒搞清楚我的名字、我的專業工作前，一定要逼我說出個醫療學名她/他們才肯罷休。對於身心損傷 (障礙狀況) 的不確定感，人們通常是帶著自我內心的恐懼，於是得要求障礙者說出一個病理學名好驗明正身。好似有了醫療名詞的驗證，人們面對身心障礙時可以得到暫時性的安撫，因為醫療模式的用途就是用醫學科技「修理、治療、復健」身心的損傷，好讓失能的障礙者變「回」社會可接受的「健全人」，這樣的概念也深深地入侵媒體人的報導態度，導致文稿的撰寫也慣性地以健全主義的歧視心態播報身心障礙議題。

「背後故事超心酸？」台灣媒體喜愛典型障礙者的個人勵志故事，既使要陳述的是一個公共無障礙環境議題時，重點還是聚焦在動畫團隊裏脊隨損傷者個人身上。忍不住要為身心障礙者的異樣先下註解，說明損傷造成的原因、目前剩下的功能性等，加上觀眾對於一個趣味影片的期待就是要有娛樂效果，一般觀眾在閱覽時大多不會去思考影片其中更深層的社會意義和背景，因此，媒體傳述所使用的文字的主觀導讀性就更顯強大。當「背後故事超心酸」一出場，媒體就已經先預設立場，用填鴨灌水的方式將「醫療模式混雜同情可憐」角度注入觀眾腦海，緊接著而來的就是準備把洋蔥塞進自己的眼角。這是一種健全主義心態催始的偽裝：非障礙者的觀眾感受自己內心對「障礙和損傷」感到無法控制的恐懼，但唯一可掌控的是自己的眼淚和心酸的心情。

長期接受這個模式的媒體報導手法，產生的影響就是平面單一化所有身心障礙者相關議題，也養成讀者(和媒體人自己)沒有能力從一個障礙議題中，觀察影像本身所要呈現的訊息；甚至也不會發現身心障礙社群處在社會不同面向時會遇到的複雜衝突性。這影片前後中文字幕配著畫面整體觀看下來，既使中文的確有提到無障礙設施的重要，但除了沒有照實、照身心障礙權益運動的脈絡來翻譯，甚至還加油添醋地複製一般社會大眾對障礙者的刻板印象，連帶忽視原作團隊對於障礙者團體爭取社會參與權時，針對社會環境的歧視做出的批判。搪塞這些從醫療模式眼光和廉價同情出發的陳述，造成的是再次強化民眾對身心障礙議題的偏見。

媒體運用文字的影響力去陳述、包裝、引導觀眾，都是「翻譯」的一部分。網路傳播媒體對這個年代的身心障礙權益運動發展來說，扮演的角色不只是資訊傳遞管道，也是重要的翻譯導讀員。 當一支影片或一篇報導，從國外傳回到台灣時，外文內容翻譯成中文絕對不只是字典或翻譯機拿出來，單純在語言上做轉換就好；除了基本的無障礙資訊的傳遞，如，提供給視障者和聽障者文字化或語音化的內容(註4)，必須考慮到原文中和台灣當地障礙者身處的社會文化背景等脈絡，才能提供台灣讀者一個寬廣的、以障礙者的社會正義為核心的角度來審視議題。「健全主義歧視身心障礙」的概念不是「好手好腳」的人的專屬；對於「障礙政治意識 (disability politics/disability awareness)」的敏銳度是所有人都可以花時間學習和培養的。當人人都可以透過臉書網路成為傳播平台，「市井民眾媒體人」在轉貼網路上身心障礙相關報導時，可以怎麼做才能為障礙者權益致力？

妳/你可以：

1. 轉貼、發文時，開始練習視覺影像文字化！為貼圖、照片、影片或音樂附上影像圖說，方便視障者和聽障者獲得訊息。怎麼做？請看下方參考資料

2. 如果本身是非障礙者，也對障礙議題不熟悉時，觀察眼前的報導手法最吸引自己的點是什麼？這些點是否有呼應到以上文章中提到的幾個概念？妳/你可以練習觀察報導手法，列出這些報導角度對於身心障礙社群的優缺點。也可以號招親朋好友一起來練習，交換意見。主動認識不同的障礙者團體來交換想法，不同障礙者也會有不同的看法，千萬不要覺得只有一種標準答案喔！

3. 避免把身心障礙者的經遇當作人生啟發，障礙者之中有優異的人、有平凡的人，也會有「魯蛇。」再次轉貼或寫報導時，避免把身心障礙者放置在「悲情」和「樂觀」兩個極端（參考影片）

文中註釋資料：

1. 作者小名
2. 非障礙者 (non-disabled)：意指目前尚未成為身心障礙者的人，即所謂的「一般人」或「好手好腳的正常人。」這一詞的背景來自美國草根障礙運動圈，為障礙者自我命名運動其中的一個命名發展：由身心障礙者為軸心出發，反過來命名「不是」身心障礙者的人們。
3. 健全主義 (ableism): 視健全身心狀態的人為社會的「正常」甚至是種優越，造成的透過不同社會結構和系統來歧視身心障礙者
4. 無障礙資訊傳遞服務: 對於視障者，平面影像資訊在缺乏語音或文字 (電子閱讀器) 的描述時，就等於是一種外星語。同樣的，對聽障者來說，音樂資訊缺乏手語或文字轉述，同時音量無法透過空氣得震動來讓身體感受到時，也是另一種不明外星語。

參考資訊

• 原版英文影片連結
• ETtoday新聞雲中文版影片連結
• VIDEO: Israeli Animators’ Viral Clip of Wheelchair-Bound Super Mario

• Super Mario Bros. Video game takes a dark turn

【無礙藝文小撇步】

• 視覺影像文字化 1
• 視覺影像文字化 2
• 視覺影像文字化 3

相關文章連結：

瑪利奧坐輪椅如何闖關？ 二次創作「孖寶兄弟」倡無障礙社會

作者資訊：

文/翻譯: Sandie Yi 易君珊

• 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駐芝加哥分處國際專員
• 美國伊利諾州芝加哥分校身心障礙研究學博士班
• We art crips 殘障/身心障礙/障礙藝術文化臉書粉絲頁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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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兒童新樂園無障礙設施資料連結
  
• Playgrounds for everyone 美國境內的無障礙遊戲區:按連結 可打入城市名稱、州名、區域號碼，直接查詢。每個遊戲區資料下，都會列出現有的無障礙環境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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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十大障礙新聞」票選結果

由台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八福無障礙生活發展協會、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中華民國聽障人協會、鄭豐喜文化教育基金會、漢聲廣播電台「45度角的天空」、開拓文教基金會身心障礙者服務資訊網聯合舉辦的「2015十大障礙新聞」票選，票選日期為12/7～12/16，共有261位參與者，其中障礙者141人，非障礙者105人，因有15人不願表示身份。
 

原始問卷網址：「2015十大障礙新聞」票選

新聞票選結果:

網友填寫獨漏新聞：

「身障者籲聯開宅租金依所得 北市府未接受」、「千障盟赴中選會 倡議投票無障礙」

新聞解析一：改法令擾民！「重症鑑定1.8億」身障者買單

新聞標題：改法令擾民！「重症鑑定1.8億」身障者買單
新聞出處：三立新聞網
新聞摘要：

衛福部推動新制身心障礙鑑定，要求領取「身障手冊」民眾，必須換發「身障證明」，其中63萬重症民眾，例如唐氏症、腦性麻痺和罕見疾病，明明是不可逆疾病，卻還得重新鑑定一次，63萬人一共要1.8億醫藥費，這些錢都得要重症家庭得自己買單，更讓重症家庭不安心的是，未來規劃每5年要換證一次，自己不去換，該有的福利就會失效。

新聞解析：

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總幹事林君潔表示，這樣的政策顯示出政府及相關單位離障礙者的實際生活非常遙遠，以她自己的鑑定過程與經驗為例，她經常會困惑，為什麼鑑定人員會問一些奇怪的問題?例如他們會叫重度障礙的朋友扣釦子、或寫字，但其實從外觀就很明顯可以看出他沒辦法做這些事情；或者他會從你失能的狀況去評估你適不適合有輔具，想像你要嚴重到不能動了，才需要輪椅這樣的輔具等，但這樣的思維所做出來的評估結果，很可能是無法協助障礙者的日常生活，因為輔具是用來支持障礙者、可以擁有便利生活的重要資源，如果沒有足夠的輔具支持，會有造成身體過度使用而退化的危險。

這種5年一次的鑑定擾民又傷財，障礙者要請假、花時間、花掛號費、跑醫院、跑公家單位，出門還要準備、叫車接送，而且目前只有台北、高雄出門才有捷運，或才容易叫得到車，協助障礙者去鑑定也需要人力支援，重新鑑定的背後有這麼多的成本需要被支持，政府完全沒考量進去。

她另外說明，障礙者要好轉或好起來的機率非常小，無論是脊髓損傷、罕見疾病、肌肉萎縮等，只會越來越退化、需要越來越多的支持跟協助。也許5年檢查一次，可以重新調整障礙者的需求、新增更多的支持性服務，但障礙類別不一、獨特性又高，例如容易骨折的障礙者不用等到5年，一不小心跌倒了或撞到了受傷了，可能就需要馬上去改變服務需求內容。當服務需求有變動時，障礙者就主動去申請重新鑑定，不用透過政策規定五年重新鑑定，因為每個人的退化時間、需要的服務調整頻律不一樣，訂這樣的時間點並沒有意義。

網路上曾有網友表示，腎友可能因為換腎而不再需要福利服務，所以應該維持每幾年就鑑定一次，針對這樣的說法，台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社工師游鯉綺認為沒有必要。她進一步說明，腎友若因動手術恢復身體機制而失去障礙者資格，那他的醫師會知道，鑑定是在醫療系統裏，開刀看病也是在醫療系統裏，病人身體機能變好、變壞時，第一時間知道的醫生可以在同一個系統裏去轉知相關單位變更病人需要的服務內容。

她強調，障礙者在社會中的生活成本遠高於一般人，如果因為沒有遵循這樣的法規就無法得到這些福利，對障礙者的影響相當大，因為這些福利即便是半價的優惠，都是重要的生活支持。

她更進一步說明，重新鑑定即便換了手冊，你原有的福利跟支持服務，並不會因為手冊更新就自動出現，並不會有人主動來跟你懇談、了解你需要什麼，一樣要再花時間再跑一次流程去申請服務需求。尤其每次提到障礙者的服務，相關單位就會以經費有限為理由，縮減服務資源，與其如此，不如將重新鑑定的費用投入強化服務需求，舉例來說，1.8億若是投注在個人助理時數上，障礙者就可以增加很多個人助理的服務。

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總幹事林君潔也建議，目前的鑑定流程相當繁鎖，應該要簡化程序，且無論是鑑定或是服務需求申請，設置單一窗口處理，讓障礙者可因身心狀況申請變動，避免限縮障礙者的發展。

（本文整理自漢聲廣播電台「45度角的天空」2015年12月27日節目內容，歡迎下載聲音檔了解更完整的訪談，也邀請大家至臉書社團「隨意自在，所行無礙」分享您心中的重要障礙新聞事件。）

相關連結：【2015十大障礙新聞】票選結果

插圖: 

新聞解析二：95％旅館業無障礙設施不合格

新聞標題：95％旅館業無障礙設施不合格
新聞出處：中時電子報
新聞摘要：

台北市議員何志偉與北市身障權益推動小組委員陳明里今早召開記者會，質疑多數北市旅館無障礙設施，不合格，身障人士旅遊住宿大不便。陳明里說，許多旅館的 房間很小，走道不便輪椅行進，浴室沒有無障礙設施，如廁沐浴都不方便，何志偉表示，依中央法令，北市依規定需設置無障礙設施旅館有397間，僅17間合 格，不合格率高達95%，何要求政府積極介入，輔導旅館業者改善無障礙空間。

新聞解析：

經常勘察台灣各地旅館的台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社工師遊鯉綺表示，即便台灣有許多星級飯店或特色民宿，但無論是芭比主題的星級飯店，還是吉米的主題民宿，幾乎沒有無障礙房的設計，彷彿這些活動跟障礙者無關。而且無障礙房也經常性地設置在旅館內較差的位置，一般人很喜歡的海景房，障礙者只能望之興嘆無法入住。

由於業者有個錯誤認知，覺得無障礙房的空間必需很大，因此會將大空間如豪華房這類的房型進行改造，費用也相對是豪華房等級，但障礙者跟一般人一樣，有時只是需要一個簡單過夜的地方，例如商旅、青年旅館等，一個晚上一、二千塊可以睡覺就好，但台灣障礙者外出過夜經常無一般標準房的無障礙房型可選，只能被迫住豪華房，出一趟門花費就比一般人成本更高。

雖然台灣的法規規定旅館業者需設有無障礙房，但法規只要求至少設有一間無障礙房，因此無論是有50間房還是是100間房的旅館業者，通通全部就只設一間。其實仔細想想，業者若為了符合不同旅客的需求，而設有二人房、三人房、家庭房、六人房，而床型可能有一大型、二小床、二大一小床等各種房型、床型等，相同的，障礙者跟家人、跟朋友外出，也可能會有不同房型、床型的需求。

游鯉綺進一步分享了她與老公(輪椅使用者)外宿的經驗，當時旅館只有一間二小床的無障礙房，一問之下才知道業者認為障礙者的照顧者通常為外籍看護，因此特地設置二小床讓看護與障礙者可以分開睡，她當時就很納悶，台灣旅館業者對障礙者生活的想像為何如此受限，如果今天是障礙者夫妻想要渡蜜月，那全程的蜜月夜晚也都是要分床睡嗎?

此外，說到台灣的渡假飯店設施，也讓人搖頭嘆息。她舉例，一般人如果想去渡假，可以找一個渡假村，可以不用外出在渡假村裏唱ktv、洗三溫暖、又可以游泳，也會有兒童遊戲室，但以台灣的渡假村無障礙設施來看，這些休閒娛樂設施障礙者都無法使用。

她們曾經到台灣一知名的溫泉飯店渡假，但這間溫泉飯店的大眾池沒有移位設備，所以障礙者無法在大眾池泡溫泉，更諷刺的是，無障礙房裏也沒有浴缸，業者表示障礙者都不泡澡，她聽了覺得不可思議，標榜享受泡溫泉的飯店，不但沒有讓障礙者房客泡溫泉的設計，還收溫泉飯店的房費，此外，無障礙房由四人房改建，因此二人入住也收四人房的費用，對障礙者而言，入住這樣的溫泉飯店真是一大筆損失!

相反的，離開台灣到國外渡假村的渡假經驗則是南轅北轍，國外渡假村的泳游池不但有移位機，而且上不止一個，因為泳池有三個池區，它就有三個移位機，他們認為障礙者就跟一般旅客一樣，你來渡假村就是要渡假，游泳池是最舒服、放鬆的地方，障礙者跟一般旅客一樣，也想享受這樣的設備。

她提到，只要是提供給公共大眾使用的住宿，不管任何型態，都不應該設限多少間房間以上才要設無障礙房，就像餐廳一樣，無論障礙者想吃小吃、吃大餐，都應該是障礙者要能進去的空間。她們也遇過有些業者會標榜貼心服務、額外設置寵物房，但卻連一間像樣的無障礙房也沒有，甚至障礙者住進去了卻沒辦法洗澡，那種被忽視、被排斥的感覺讓障礙者跟家人覺得很心酸。

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總幹事林君潔也分享了她的看法，她認為社會大眾對障礙者的想像很侷限，例如障礙者就是看護在照顧，所以要分床睡，或者就是一直坐在輪椅上不會想出去玩，所以不會使用相關娛樂設備，甚至無障礙房裏的洗澡椅只放一個椅子就好，但沒設置扶手或椅座非常淺的椅子，障礙者坐著其實很容易滑下去或摔下去，無障礙不是有做就好，還應該要符合使用者的需求。

她認為業者對障礙者的自行想像，成了障礙者出門住宿的最大障礙，例如蓮蓬頭永遠都是那麼高、洗髮乳沐浴乳的裝置也很高，每次外出住旅館洗澡時就得先拿杯子請個助分開擠壓洗髮乳、沐浴乳，自己要記得哪個杯子裝的是洗髮精、那個杯子裝的是沐浴乳，個助出去做其他的整理後，當眼鏡一拔下來自己開始忙亂的洗澡工作時，就又忘了哪個杯子裝什麼，明明有現代化設備在那裏，卻無法方便使用，還得想原始的方式用杯子裝盛讓自己可以洗頭洗澡，相當讓人無言。

又例如有些浴室門口太窄，電輪無法進去，就得跟櫃檯借二、三張椅子幫自己鋪路，把電輪放門口，然後二、三個椅子依循排進浴室裡，好像馬利歐一樣要跳跳跳進去，就會覺得我們為什麼要這樣這樣過日子，不然就是無障礙房做得很像醫院，房間打開像住院一樣充滿冷冰冰的不鏽鋼扶手及輪椅標誌，不知道為什麼大家是這樣想像障礙者。

當然輔具的選擇樣式不多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漢聲廣播電台「45度角的天空」主持人余秀芷認為，應該鼓勵輔具業者到飯站裏去解說、銷售相關輔具，因為有些活動式、可拆除的輔具設計，是符合不同人(障礙者/非障礙者)的需求，例如蓮蓬頭的位置可以一高一低，因為可能是小孩子洗澡，又例如廁所扶手，孕婦老人也可能用得到，業者無需自行想像無障礙等同於身心障礙者，無障礙的意義其實在於有更多元的選擇。

游鯉綺進一步補充，關於旅館業者的無障礙房設計，最好是每一種房型就有一間，這樣障礙者跟不同人出遊，就可以依自己的需求選擇房型，也才不會二個障礙者出遊卻被迫必需睡在一起，也許業者會覺得只設一間無障礙房，使用率低很不符成本，但事實是，許多障礙者因為你的旅館沒有無障礙房而無法入住，反而錯失商機。

（本文整理自漢聲廣播電台「45度角的天空」2015年12月27日節目內容，歡迎下載聲音檔了解更完整的訪談，也邀請大家至臉書社團「隨意自在，所行無礙」分享您心中的重要障礙新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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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解析三：立院三讀 大眾運輸全面無障礙

新聞標題：立院三讀 大眾運輸全面無障礙
新聞出處：中央廣播電台
新聞摘要：

大眾交通運輸業者需於服務路線、航線或區域內，規畫適當班次、車廂、機艙、船艙提供無障礙服務；各地方政府除設置手語翻譯服務窗口，還需依身心障礙者實際需求，提供「同步聽打」服務。

新聞解析：

因生病而癱瘓的漢聲廣播電台「45度角的天空」主持人余秀芷，曾在生病無法行走後，因為害怕人群而在家中待了一段時間，家人為了讓她願意外出走走散心，用了各種方式要帶她出門，當她好不容易鼓起勇氣想走出自己的心時，卻發現自己走不進這個世界，她說明，障礙者根本出不了門，即便出門了，卻因為只能行走在馬路上而危險重重，搭公車也不安全，尤其天雨路滑時，上了公車卻只有一條安全帶可繫，公車一發動輪椅就會開始滑動，她每次都只能緊緊抓著車內的鐵柱避免危險，從出門到回家，好像歷劫歸來一樣!如果障礙者連門都出不了，要如何與人互動、學習溝通，如何在社區自立生活?

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總幹事林君潔也表示，在台灣搭公車像搭斷軌的雲霄飛車，你完全不知道何時會飛出去，雖然低底盤公車已經慢慢普及化，但軟硬體設施並沒有跟上，例如候車亭、停滿機車的人行道或者訓練無素的司機，都讓障礙者無法順搭公車。

她不平地說，明明是國家應該要保障障礙者行動自由，但障礙者搭公車卻倍受來自司機與乘客的壓力?她舉例，台北市有設計優美的轉運站、站內有全新的無障礙廁所，但所有的客運幾乎都不是低底盤客運，所以障礙者無法搭乘，政府在規劃、施行交通運輸措施時，怎會如此不連貫?障礙者也是有坐夜車及搭便宜客運的選擇及權利!漢馨廣播電台「45度角的天空」主持人余秀芷補充，對障礙者而言，外出也希望有客運這樣的選擇，尤其離開台北市交通又更不方便，相較高鐵站，各客運的轉運站通常是設在鄉鎮市中心，搭客運比搭高鐵方便，但因為客運沒有無障礙座位，她就只能搭高鐵，再從高鐵站搭計程車回鄉，計程車費一趟二千多塊，障礙者回鄉的車費成本遠高於一般人。

整個交通對障礙者而言就是「很不公平」，台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社工師游鯉綺說明，客運業者大多一條路線就只有一班車是無障礙車體，而且沒有固定發車時間，有時車子有狀況不開，障礙者就無法搭乘，所以表面上有無障礙客運，但實事上它是無法被利用的交通工具，又例如障礙者搭乘高鐵、台鐵很方便，但無障礙座位卻非常少，以高鐵為例，無障礙座位僅有千分之四，一般人可以有好幾個家庭相約一起出去玩，但障礙者只能有二家人一起出去玩，如果還有爺爺奶奶奶同行，無障礙席就坐滿了，變成同一家人或同一群朋友必需分不同的車次坐，完全沒有選擇機會。

仔細思考就不難發現，現在雖然有無障礙交通，但可利用的資源卻是非常稀少，以致於障礙者要出門變成非常不方便的事情，所有的障礙資源都有相同問題，就像新聞中提到的聽打、手語翻譯一樣，政府有提供這樣的資源，但經常是不普及或時數太少，有時還有申請限制，什麼活動可以申請，什麼事情不符合政府要給的資源資格，就無法申請，所以障礙者要過什麼樣的生活、要選擇什麼樣的方式，經常是被政府篩選的，上這個課可以有手語翻譯員，上那個不可以，這麼多限制讓障礙者跟一般人的生活完全不同，搭車的選擇就是很明顯的例子，而離開台北市市中心，就會發現交通問題更加嚴重。

之前彰化縣長上任時為縣內的障礙者爭取到每個月有1千元的交通津貼，讓障礙者可以免費搭車，但彰化縣並沒有低底盤公車可供利用，這樣福利對障礙者而言一點意義也沒有；住在淡水的游鯉綺也回應，淡水外圍的大眾運輸工具以小巴為主，但沒有一輛小巴是無障礙，而這些偏遠地區住了很多長輩，長輩必需靠這些交通維持社交生活，如果哪天不小心受傷後行動不便，長輩的社交生活就斷了，只能等家裏的人回來載他，那時唯一的交通需求就只剩下看醫生。

余秀芷也進一步分析，她目前居住的社區設有社區巴士，而且站牌就設在大門外，當時社區裏的老人看了很開心，想說可以搭社區巴士去車站、公所辦事，方便自己出去走走，但社區巴士開跑後，發現這些小巴都沒有無障礙設備，上下車都有階梯，許多老人家膝蓋受傷或行動不是很方便，所以也不敢搭社區巴士外出，只好每天都留在中庭聊天，根本出不了門，此外，有些醫院有設接駁車也有同樣問題，身體不舒服、行動不便的人都無法搭乘。

她語重心長地說明，大眾運輸是每個人可否出門最重要的關鍵點，障礙者如果出不了門，就沒有未來，就沒有生活，所以無障礙交通問題是最需要被馬上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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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解析四：「我想殺了你好嗎？」　累父掐死腦麻兒

新聞標題：「我想殺了你好嗎？」　累父掐死腦麻兒
新聞出處：中時電子報
新聞摘要：

台北市經營鐵工廠的何忠明，因要工作維生又要照顧腦性麻痺的21歲兒子，在心力交瘁的情況下動手掐死兒子。

新聞解析：

長期致力於台灣障礙者自立生活的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林君潔表示，台灣的文化傳統裏，障礙者都是由家人親自照顧，在這種文化與自我要求下，常使得照顧者獨自承擔重大壓力，根據過去的經驗，有時政府提供的服務想要進入家庭幫忙，有些家庭會採取排斥的態度，家人會覺得我照顧就好了為什麼還要一個外人進到我們家裏來?他到底是怎樣的人、照顧得好不好，我怎麼會知道?

她呼籲國人在障礙者的照顧上，觀念需要改變，因為最現實的一點是：你這樣照顧他能照顧多久？

經常與日本倡議障權相關組識交流的她，也分享了一次特別的經驗。當時有位夥伴來到台灣參訪，看到台灣重障者旁邊的照顧者幾乎是父母，這位夥伴不禁問她「重障者是一天24小時都由父母協助嗎?」聽到答案後，這位夥伴不可思議地說「這樣的服務量在日本是由20位個助去排班協助，障礙者會負擔這些個助的費用，但日本法規會設一個付費上限，而大部分的費用仍是由政府負擔。」

反觀台灣，政府補助障礙者的個人助理使用時數一個月僅60小時，這也是為什麼會出現父親揑死腦麻孩子的新聞，如果透過網路搜尋，不難發現這類的悲劇一直在上演。因為很多家人正在承擔沉重的照顧責任，有時親朋好友或街坊鄰居的關心與意見也是一種壓力，但其實國人要有一個觀念，有公共服務進入家庭不是件壞事或丟臉的事，它反而是協助你，讓照顧者與障礙者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漢聲廣播電台「45度角的天空」節目主持人余秀芷更進一步分享，現行的照顧資源不足、障礙家庭支持系統薄弱的情況下，障礙家庭最擔心的是，照顧者如果生病的話，障礙者由誰來接手照顧工作?政府目前提供的資源如居家服務、個人助理、喘息服務等，所有時數加起來都不足以供應障礙者的照顧需求，一但照顧者生病、受傷，連他都變成需要被照顧的人時，整個家庭的照顧系統就出現問題。

若再進一步檢視，障礙者在社區生活的支持系統不止是足夠的照顧人力，社區的住宅空間設備也是重要因素，以台北為例，大部分的公寓沒有電梯，就算有足夠的人力，障礙者的生活品質一樣受限。她提醒「障礙者的家庭支持系統」需要整合與整體規劃，各項配套措施若完善，障礙者的生活，很多工作是可以自己處理，不見得要依賴人力服務，有時是空間及輔具的問題。相反的，如果障礙者是在一個充滿障礙的環境裏生活，對人力的需求可能就是24小時。

曾經參加2015年12月13日移工大遊行的台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社工師游鯉綺表示，當她在街上看到卡車上頭出現輪椅老爺爺時，她相當震憾與難過。這次遊行道出了障礙者家庭壓力，以及外籍看護工處境。

她認為障礙者跟照顧者之間的關係應該是非常緊密，它完全是一個「人」的工作，每天擦澡、洗澡、餵食這些工作，都是很親密的家人互動。無論是照顧者或被照顧者，都應該要能在這關係中得到支持。這些照顧者(移工)的身份不僅是代替我們的家人，她幾乎就是我們的家人，除了跟我們住在一起外，也因為照顧工作的關係，她越來越清楚這個家庭、家人的需求。

游鯉綺進一步說明，障礙者家庭目前面臨的問題或擔心是，當移工可以自由換工時，是否就會挑選比較好照顧的障礙者工作？也許會，但如果你提供了一個合理的工作條件，是否會有不一樣的答案?

例如這個障礙者需要24小時的照顧，照顧者一天6-8小時才是合理的工時，那就應該要有3-4個人輪班照顧一位障礙者，在這樣的條件下，就可能不會出現挑工作的狀況。但現行的狀況是，障礙者家庭因為只請得起一個人，所以一個人要當四個人用，在這種狀況下惡化了彼此的關係，沒有輪班安排也會造成過勞過累，出意外的機率也相對提高。

此外，她也回應了余秀芷稍早所提的社區照顧系統，除了人力、環境設備以外，服務跟輔助也應該一起規劃，才有辦法支撐一個人在社區裏獨立生活的需求。她進一步說明，當社區環境是完善的，你可以帶著被照顧的人離開那張床、那個房間到社區裏活動，他可以去晒晒太陽，即便不能購物，但至少可以逛街，他可以用眼睛或其他的感官，去看到這個社區裏很多生活，而照顧他的人在這個過程，也是在社區裏生活、享受社區裏的一部分。反之，二個人就綁在一起、綁在那個房間裏，生活只剩下那個小空間、小世界，那不是生命應該有的樣貌。

余秀芷最後再次強調，沒有人可以24小時工作，外籍看護工需要獲得休息，障礙者家庭需要獲得支持，障礙者的社區生活，除了社區住宅環境外，輔具與服務時數等資源都得整體規劃，才能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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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解析五：遊樂園多「障礙」 身障童望園興嘆

新聞標題：遊樂園多「障礙」 身障童望園興嘆
新聞出處：聯合新聞網
新聞摘要：

遊樂園應該要所有小孩都可以玩樂享用，不過很多身障孩童卻只能在角落無聲旁觀，立委楊玉欣指出，最新開幕的台北兒童新樂園，十三項機械式遊樂設施，也只有兩項 可供輪椅上下，罕病兒說每到校外教學，只能去「散步」，一項遊樂器材也玩不了。

新聞解析：

台北兒童新樂園在2014年年底重新開幕，重建前台北市無障礙資源推廣協會便不斷提醒園方一定要做好無障礙相關設備與措施，園方也善意回應，表示絕對依法行政，台北市無障礙資源推廣協會師社工游鯉綺表示，但我們的法規只要求環境、硬體如出入口、通道、廁所無障礙，以致於障礙兒想玩園內的設施卻處處碰壁。

園方雖然強調兒童新樂園有二項遊樂設備摩天輪與小火車是輪椅可以直接進入，但事實上是，輪椅進去摩天輪的包廂後，隔板太高看不到外面風景，玩摩天輪變成坐在一個箱子裏繞一圈就出來，小火車也是類似情形，感覺就像是在坐捷運，對孩子來講那一點都不好玩!

此外，除了兒童遊園，我們的生活中有一些角落也是孩子交朋友的場所，例如公園裏的沙坑、溜滑梯盪秋千，或者學校裏操場上，都設有一些簡單的遊樂設施，讓孩子可以在那裏遇到其他的孩子，彼此在玩樂當中變成好朋友，如果更功能性的看待，在這遊戲當中孩子也發展了個人的肢體功能，但台灣的兒童遊戲場整個設計上完全呈現出「忘記障礙孩子存在」的概念。

她分享了國外博物館的參觀經驗，博物館內最常見的尋寶遊戲，是把寶物埋在沙坑裏讓孩子像考古學家一樣挖掘寶物，台灣的博物館也有類似的活動，但台灣的設計會將遊戲場放在地下，讓孩子必需蹲著玩，或者設計在高台上，此時就會出現階梯，可是她參觀的那所博物館，是將沙坑設計在一個像桌子的平台上，平台下是中空，坐輪椅的孩子可以將輪椅停靠近去，手可以在平台上挖沙，而且這個平台也有高低起伏的區塊，大一點的孩子小一點的孩子，都可以自己找適合自己高度玩考古遊戲。

每次看到這類型的案例她都很不解，同樣的遊戲概念，國外的設計是把它抬高，但台灣的設計卻是下降，從這樣的角度觀察，你會發現我們社會的思考中，缺少了「看見障礙者」的經驗。明明很多設施都是以人為出發點去，這裏的「人」是指「所有人」，但台灣各方面在規劃時，是以「健全人」為出發點，可是這個社會不是只有健全人存在，當一項設備、政策考量到「所有人」時，規劃出來的成果，才能讓每個人都參與、並且在過程中學習、成長。

她另外從公仔收集的經驗來討論多元社會的情形。她表示國外設計給孩子玩的公仔裏，會有坐輪椅、大人小孩，而小孩中有白皮膚、黑皮膚、黃皮膚等人種，也有男孩女孩，這樣的玩具就是在告訴孩子，這個社會有各種不同的人，包括膚色、性別、年齡、障礙與否，如果孩子在玩芭比娃娃，也知道芭比有可能有一天會受傷要坐輪椅，或者他的好朋友會坐輪椅，那當他在路上看到坐輪椅的人，就不會覺得你怎麼跟我不一樣。

讓孩子在遊戲中與不同人互動、相處，這樣的的學習反而更具有潛移默化效果，教育系統並不需要刻意強調融合，當一切都在孩子的生活中出現時，孩子自然而然就了解到社會中存在各式各樣的人。

（本文整理自漢聲廣播電台「45度角的天空」2016年01月03日節目內容，歡迎下載聲音檔了解更完整的訪談，也邀請大家至臉書社團「隨意自在，所行無礙」分享您心中的重要障礙新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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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解析六：藝穗節場地有礙　輪椅族觀賞受限

新聞標題：藝穗節場地有礙　輪椅族觀賞受限
新聞出處：中時電子報
新聞摘要：

由台北市政府主辦，台北市文化局、台北市文化基金會承辦的「2015台北藝穗節」其中一場表演節目在網站上以場地限制為由，註明「不建議輪椅使用者前往觀 賞」，引起社福團體不滿，痛批市府歧視障礙者文化參與權，「鬼門才開，台北市政府就做了件最鬼的事」，近20個團體發起聯署要求北市府公開道歉、通盤檢討。

新聞解析：

藝穗節場地有礙、輪椅族觀賞受限一事，漢聲廣賣電台「45度角的天空」主持人余秀芷說明，當時除了身障服務團體與台北市政府見面召開協調會討論外，各相關人士也在身障社群裏發表自己的看法，她表示除了政府無視障礙者權益受損讓人生氣外，各節目的主辦單位及藝術表演者的說法也讓她不平。

當時不少藝文工作者於協調會上、網路上表示，台灣的表演環境體制不佳，許多藝文團體經常處於經費拮据狀態，藝穗節並未獲得政府單位足夠的資源，還得自行尋找場地，工作者認為障礙者對他們無法租用無障礙環境表演場的要求，是弱弱相欺的行為。

關於這樣的說法，余秀芷完全無法接受。她表示連說都不能說的那一方，才是真正的弱勢者。障礙者跟政府反應無障礙需求時，政府置之不理，障礙者跟執行者反應時，執行者說你在欺負他，在這同時活動繼續進行，表演者發表、呈現了他的作品，一般觀眾開心地參與了藝穗節的活動，障礙者無論想或不想，整個社會從政府到表演者都無視障礙者的存在。

喜愛藝文活動的她進一步分享國內的藝文表演場地利用經驗。她表示目前國內的表演場地以兩廳院為主，雖說設有無障礙座位席，但事實上位置的設計不良，例如無障礙席的前方一定會有把手，把手會擋坐輪椅者的視線，輪椅者若要看清楚表演，只能拉高或壓低脖子觀賞。此外，坐位比例也偏少，而無論是表演場地、演討會或電影院，無障礙席的座位往往是被放在最角落、視野最差的地方。她在癱瘓後因無法行走，對人群產生恐懼感，好不容易克服恐懼願意跟家人一起出門看表演，家人特地為她買了5千元的票，但到了表演場地卻發現都是階梯，她根本到不了她的位置，後來是家人揹著她爬上樓梯到達座位，但當時現場的工作人員卻表示，為了避免成為逃生阻礙，希望她去坐無障礙席，她相當憤怒與委屈，為什麼坐輪椅的人花了5千元卻只能坐在視野最差的角落看表演?

在台灣，一般人看表演可以選座位，但障礙者看表演，座位卻只能「被安排」，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總幹事林君潔表示，她第一次在國外看表演時，才知道原來無障礙席的種類可以這樣多，且設罝並無想像中地困難。台灣電影院有戴4D眼鏡、坐椅也會動的高科技，也有舒適的情人沙發座椅，但要求無障礙輪椅席卻比登天還難!她無法理解為什麼國外對障礙者的保障可以如此進步，但台灣卻永遠把使用輪椅的客人安置在沒有人要坐的第一排或最後一排「走道」上，或者垃圾桶、安全門旁邊。

關於無障礙席只能設置在逃生門口附近，以免影響逃生一事，台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游鯉綺說明，透過完善的動線的規劃與人員疏導訓練，障礙者並不會影響逃生，除非你的無障礙席是讓障礙者移位到座位上後，將輪椅集中保管在另外的地方，那就可能有逃生問題，因為真的發生狀況時，還要有人不慌不忙推來輪椅，分配給障礙者，這樣反而真的會耽誤逃生。

此外，除了無障礙席的設置區域應該更多元外，位置的設計上也要考量有輪椅/沒有輪椅的坐法，以及有的輪椅可以收有的不能收，或障礙者有人陪伴、沒有人陪伴的情形，就像飯店住宿一樣要有不同房型、區域的考量。

她進一步解釋，三五個坐輪椅的好朋友看電影時，想全部坐一排靠在一起，無障礙席在設計時就必需要能滿足這樣的需求。她舉拉斯維加斯電影院為例，放映廳裏並沒有分哪些椅子是要給輪椅使用者坐的，而是每個座位都有輪子可以拉開，輪椅可以直接推進去，所以若是親友同行，或者有二位輪椅使用者要坐在一起也可以。

像拉斯維加斯無障礙席的設計思維，跟台灣相關單位的「依法行政」完全不同，台灣的依法行政就是至少做一個，或者有做就好了，有交待就好，但如果你仔細思考，會來這個場合的人就是要來看戲、就是喜歡看表演的人，他可能想買貴一點的票，那至少讓他有區域上的選擇，而不是說反正無障礙席是半價票，收入最少的位置就任我安排，也許安排的人沒有這個意思，但坐的人就是很不舒服。

由於目前法規並沒有規範到所有表演場都需要有基本的無障礙設施，因此有些咖啡廳、小場地的表演空間，對障礙者而言非常不友善，雖然說藝穗節的源起就是在於不同的場地表現藝術創作或表演，但只要是公眾使用的場合，都應該要有基本的無障礙要求，讓障礙者可以進出，否則台灣的藝術在各角落蓬勃發展、自由創作，但卻因為空間關係不歡迎障礙者，讓障礙者跟創作者變成對立，但事實是，政府不關心、社會不重視，沒有足夠普及的自由空間可供利用，所以變成無論是創作、表演、公園、遊樂場、飯店，都自然而然無視障礙者的的存在。

（本文整理自漢聲廣播電台「45度角的天空」2015年12月27日節目內容，歡迎下載聲音檔了解更完整的訪談，也邀請大家至臉書社團「隨意自在，所行無礙」分享您心中的重要障礙新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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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解析七：視障新科技　手機開眼

新聞標題：視障新科技　手機開眼
新聞出處：香港蘋果日報
新聞摘要：

視障者可使用智慧型手機收聽股票及新聞消息，並且不需他人協助，即可透過app自行搭乘交通工具，對視障者而言，智慧型手機的出現改變了資訊接收方式，也成為視障者重新認識世界的新工具。

新聞解析：

2015 年這篇由香港視障朋友周永祥（阿周）現身說法，表示科技帶給他生活改變的新聞，給了我許多感觸，因為這與我們這幾個月來努力推行的「助盲計劃」不謀而合。近幾年來行動裝置的發展日新月異，我們看見科技帶來的資訊爆炸，讓原本接受資訊困難的視障朋友，與明眼人接受資訊的能力落差更大了。於是我們開始思考如何運用資訊科技減少視障朋友面對資訊落差的困境，我們發現 iPhone4S以上擁有的功能，可以幫助視障朋友如明眼人一樣接受豐富的資訊，縮短接受資訊的落差，跟一般人過一樣的生活。因此，我們認為iPhone 不是奢侈品，是輔具！

視障者所面臨的困境

五十年前，知識在長輩的嘴裡；三十年前，知識在圖書館裡；十年前，知識都在桌上的電腦裡；現在，知識在智慧型手持裝置裡。我們知道「知識就是力量」，然而知識的流動總隨著一般人的生活型態流向不同地方，而視障朋友卻只能追逐著知識、追逐著力量到處跑卻不見得有所獲。

一般人能從容地在每天出門前確認公車還有幾分鐘到站牌，再好整以暇地準備出門；甚至出了門後才邊走路邊看接下來應該搭幾號公車路線到目的地；提案前透過手機做最後一次演練；開會前最後一刻，透過手機找到資料；學生在公車上用手機背最後幾個單字、準備幾個考題；甚至在等紅燈的同時就能在手機裡完成信用卡繳款！但是因為看不見，視障者需要花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完成你我彈指之間就能處理好的事情。

然而，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當「低頭族」，視障者在等車途中、等待中，都只能面對自己的黑暗，與資訊隔絕，所以我們總看見當視障者一個人坐著，旁邊沒人與他談話，也沒有手機可以使用，他們總只是一動也不動的靜靜坐著。

iPhone 為視障者開了一扇窗

2009 年 iPhone 推出 3GS，首次出現了「VoiceOver」輔助功能，只要開啟語音功能，就可以完全用手勢操作手機，是一個百分之百、完全便利視障朋友的設計。

VoiceOver 輔助功能是用手指點螢幕，iPhone 就會逐一讀出手機桌面上的每個 App 名稱，當你聽到你要的App名稱，要選擇此 App 時，只需用手指點兩下，就可以打開你想要的 App 來使用。現在 iPhone4S 以上的機型又多了語音辨識功能。上次我的視障朋友在我面前傳 Line，我才發現每次她傳 Line 都回覆好快是因為她用說的，iPhone 就會幫她把說的話辨識出來，打成文字，而且錯誤率很低。

透過手機，聽見擺設，甚至聽見顏色

曾經，我的視障朋友展示過一款她的愛用 App 給我看，當下我驚訝地不得了，興奮的馬上下載來試用看看。這款 App 叫 「taptapsee」。它可以透過拍照，讀取照片中影像的內容，而且精準度很高。曾經她對著我拍，taptapsee 馬上讀出「一個坐在白色桌子前面穿著綠色有白色邊大衣的女人」，連性別跟顏色都區分得出來！真的很令人驚訝呢！雖然很多人對此會有疑問：「視障朋友拍照怎麼對準想拍的東西?」但其實視障朋友多拍幾次便能對準了。我的視障朋友說，她也常用 taptapsee 來搭配衣服，憑藉著記憶明眼人給的建議，例如明眼人告訴她紫色配紅色不好看，紅色配綠色不好看，她透過 taptapsee 拍自己衣服來報讀顏色，避免自己搭配錯誤的顏色。

迷上網路購物

視障朋友出門購物的不便，一般人是無法想像的，因為這是一個明眼人建構的世界。若是無人陪伴，該如何前往沒去過的大賣場，而在大賣場中到底該往哪裡去?當她想買一罐麥茶，她該如何知道飲料區在哪個方向?即使她走到了飲料區，每一罐飲料都沒有點字，飲料名稱都是平面印刷，她該如何知道哪罐是麥茶?

我的視障朋友上次興奮的跟我說，她最愛用手機購物了，裝了某購物網站的App後，她迷上了網路購物。也是只要用 VoiceOver 手勢，便能逐一讀出品項名稱、品項內容、規格、價格，沒什麼東西不能買的，大至家俱小至絲襪，都可以透過手指神功下訂單，還可以送貨到家。

一個公平的起跑點

全盲靈魂樂手史提夫汪達說：「沒有什麼事情在 iPhone 上，你能做而我不能做的！」 iPhone 的 VoiceOver 獲頒海倫凱勒獎，可以讓視障朋友輕鬆使用手機，就像明眼人使用手機一樣。iPhone不是奢侈品，對視障朋友來說，iPhone是輔具！

以前視障朋友因為看不到，接受資訊的管道很少，基本生活適應十分困難，遑論生活品質及獲得就業機會。科技讓視障朋友享有與一般人一樣有尊嚴的生活，讓視障朋友也能像明眼人一樣，開始獲得資訊科技帶來的便利與感動。我們看見許多可能性，我們相信，透過科技，視障朋友的生命，將可以不一樣！

(本文由雙連視障關懷基金會提供，邀請您參與「二手 iPhone 助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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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谷中的希望之光—引進家庭扶助制度

1937年某一天，中國華北的一個小鎮上，
一位外國傳教士躑躅於斷垣殘壁、滿目瘡痍的街頭，
正思索著如何為戰亂中的苦難災民盡些心力。
驀地，他瞥見一具女屍蜷伏在不遠處的路旁，
同時，還隱約聽到陣陣微弱的嬰孩哭聲。
他趕緊衝過去，發現是個已死去的母親，緊抱著她重傷的嬰孩，
當即解開襁褓，將奄奄一息的小生命送到醫院急救，
然後再抱回自己家裡照顧。
從此，救助傷患、饑餓和流離失所的孤兒，
成為這位傳教士的首要任務，他的家變成了一所孤兒院......，
這就是家扶基金會兒童扶助工作的濫觴。（取自CCF／Taiwan五十週年實錄）

這位牧師，便是克拉克博士（Dr. J. Calvitt Clarke）。

一年後，他在美國成立「中國兒童基金會」，第一筆捐款2千美元，在隔年送達中國。在1943年到1946年，短短三年間，援助中國兒童的金額，已經超過50萬美元。到1949年，中國兒童基金會在中國已經成立42所育幼院。

可惜，這股穩定社會的力量，也終被政治因素所破壞。1949年10月，因為共產政權對美國的敵視，中國兒童基金會正式結束在中國的服務，將重心轉往香港、澳門及台灣。

1950年，在戰爭中被轟炸得體無完膚的台灣，百廢待舉，而好不容易隨國民政府落腳台灣的上百萬人，正奔忙於生活安頓。

那個夏天，對很多台灣人來說，只是又一個讓人汗水淋漓的炎熱季節，但是對台灣的貧困孩童來說，卻是一個特別的季節。
 

首創家庭式教養制度

8月裡的某一天，有一個家庭搬進台中市福音巷裡一間獨棟住屋，成員除了大人，還有5個小孩。

這間屋子，有臥室、客廳、廚房。每個人有自己的床位、衣櫥，每個臥室隨孩子的心意自己布置，每天他們和大人一起討論吃甚麼、在院子裡玩老鷹抓小雞，甚至帶著自己的零用錢，一起上街購物。

這是「光音育幼院」，它改變傳統育幼院偏向軍事化管理的型態，首創台灣的「家庭式教養制度」，以家為單位，每個家有10到15個孩童混齡居住，並有一到兩位保育員照顧。在這樣的家庭氣氛中，失依的孩童也能和一般兒童一樣成長。

光音育幼院一開始只收容5個孤兒，很快的，便增加到五十幾人。從光音育幼院開始，中國兒童基金會的服務觸角正式進入台灣。

而當時的辦公室，就設在第一任會長高甘霖牧師的台中住家裡，工作人員，3人。

高甘霖牧師是基督教門諾會的宣教士，二次大戰期間，投入中國的賑災活動，隨後又到台灣。當家扶的邀請到來時，他正在花東的原住民部落從事山地醫療和傳教工作。

高甘霖牧師身材高大、眉眼深邃，十足的「阿逗仔」形象，可是一開口，卻是流利的台語。他對台灣充滿情感，照顧兒童更有無限愛心。
 

上班氣氛如置身成功嶺

在家扶服務40幾年、已經退休的認養處處長林嬋娟，曾經在家扶內部書籍中回憶，她對高甘霖牧師的印象。

那是她到家扶上班的第一天，一早，高甘霖牧師便發給所有人一張紙，要他們寫下，「你是以甚麼樣的態度，在這個機構工作？」

每個人的答案或許不同，不過高甘霖牧師最喜愛用《聖經》經文鼓勵大家，「讓小孩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在上帝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汙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

雖然是慈善組織，家扶的工作氣氛卻非常嚴謹。

一開始，家扶的業務以收容貧童及經濟扶助為主，資金與認養人多來自美國。認養部負責翻譯國外認養人的信，以及孩子寫給認養人的信，工作非常忙碌。已經去世的楊重士主任，曾在家扶的內部書籍上，分享當時的辦公室氣氛。

我太太婚前在總會的認養部工作......聽說會長高牧師不時巡視辦公室，若見到同工懶散，總是不客氣大聲說：「You steal CCF’s time.」(你浪費家扶的時間)因此，即使婚後離職多年的員工，都深刻記得當年在認養部工作，桌面只能放兒童資料和信件，沒有其他什物品；辦公室也只聞打字機敲得ㄉ一ㄉ一ㄉㄡㄉㄡ，而沒有八卦閒聊的打屁。一週五天，除了上下午各一次十五分鐘的coffee break或tea time，整天有如置身成功嶺，時時處於備戰狀態。

在眾人竭力奉獻之中，高甘霖牧師開始大力推動「家庭扶助制度」。

60年代，許多貧困家庭為了讓孩子有更好的成長環境，含淚將孩子送到育幼院，被迫骨肉分離。數量之多，讓育幼院已經無法負荷。
 

家庭是兒童成長的最佳環境

高甘霖牧師和同仁陷入深思—育幼院資源有限，更不可能改善貧困家庭的根本問題，那麼，在育幼院制度之外，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其實這個現象不只發生在台灣，當時戰後的韓國也出現類似問題。韓國的家扶發現，許多育幼院裡的孩子並不是孤兒，而是父母沒有足夠的錢讓孩子上學，於是忍痛將孩子「變成」孤兒，讓他們進入育幼院，希望換來更好的照顧和教育。

為了徹底幫助這些貧困孩子，韓國在1960年推出「家庭扶助制度」。而台灣體會到「家庭是兒童成長的最佳環境」，也在1964年引進這個制度。

簡單來說，這個制度是家扶每個月撥出資金，補助貧困家庭，讓孩童可以在自己的家中成長，家扶再派專業社工老師到家裡探訪，改善他們的生活。

對當時的台灣社會來說，這是一個全新的做法，也意外的，引起一些讓人哭笑不得的誤解。
 

遠渡重洋來探訪

家扶的資源主要來自美國，因此民眾最大的誤會便是，一旦接受補助，孩子便會被帶到美國。

已退休的大同育幼院院長員郭光輝，曾經分享當年他在屏東找孩子的經驗。

陳牧師帶我去屏東縣政府，說明我們在做這個服務（家庭扶助服務）。縣政府人員聽了很高興，把他們的貧戶名冊拿出來給我們看，我們就在那裡抄，抄哪些家裡有孩子，從1、2歲到18歲的，統統抄起來，自己去家庭訪問……。

當時的家長都很緊張，聽說要讓美國人幫助孩子，哪天把孩子帶走了怎麼辦？

經過工作人員的耐心解釋和保證，家長才逐漸相信。

為了推廣這個服務，從這一年開始，家扶開始在台灣各地成立「家庭扶助中心」。當美國總會來台灣視察時，對這個服務也表示高度支持。

許多家扶人還記得，除了寫信、捐錢，有些國際認養人還千里迢迢到台灣鄉下，探視他們認養的孩子，為他們慶生、帶他們騎腳踏車。即使雙方語言不通，靠著家扶社工老師的協助，再加上熱情笑容、比手畫腳，分離時，雙方總是不捨地流下眼淚。
 

全民健保前身

在這期間，家扶還推出「貧童醫療補助」，在台灣也是史無前例。

那個年代，大部分家庭收入拮据，又沒有如今的健保，看醫生是很奢侈的事，許多人生病了，只能自己休息或到藥房買成藥。

1968年，彰化家扶中心和彰化基督教醫院合作，幫助貧困兒童就醫。在他們的計畫中，病童的醫療費用由家扶、醫院及家庭，分別負擔三分之一。沒想到，彰化縣政府聽到這個消息，主動加入合作，讓貧困兒童看醫生完全不必有經濟負擔。

這個計畫後來在許多地方推廣，包括資源較貧乏的東台灣。曾經在宜蘭家扶服務近30年的社會資源處處長林秀鳳就笑著說：「這是全民健保的前身。」

1972年，高甘霖牧師離開台灣，到印尼服務更貧困的孩童。這時候，台灣已經陸續成立23個家扶中心，他對台灣弱勢兒童與家庭的奉獻，讓他獲得「台灣窮困兒童之父」的美名。

高甘霖牧師於2009年在美國過世，他生前住在療養院，臥室門上掛著的門牌，寫著中文「高甘霖」三個字。

（本文摘錄自《愛的先行者—翻轉50萬個生命的家扶》一書第48～57頁，感謝天下文化慨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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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溫暖的地方就是家—首開家庭寄養制度

王小妹，從出生後就不曾刷牙，也無法告訴大人，牙痛有多麼疼。

長期受到家暴的王小妹，有一對長期吸毒的父母，兩人進出監獄像是「走灶腳」一般平常，根本無暇專心照顧自己的親生女兒。

俗話說：「牙痛不是病，痛起來要人命！」大人都這樣了，何況小孩子？缺乏家人照料的小女孩，勉強長到五歲，卻是滿口黑牙，飽受齲齒之苦，連語言發展也受到影響。

這樣的她，捧著臉頰，喃喃說著牙齒痛，聲調卻是模糊不清，彷彿還帶著一點怯懦。社工與寄養父母看到這樣的場景，胸口像被人揪緊一般地疼。

寄養父母帶著她四處求診，結果發現，有13顆牙齒都必須接受根管治療。而她，只有5歲。

棘手的是，王小妹一緊張就流鼻血，小診所的牙醫不敢收治；輾轉虎尾、斗六等地4家診所，後來才在台大醫院雲林分院，找到願意幫忙動手術的醫師。
 

領先所有社福組織

多虧有寄養父母的幫助，讓王小妹得以脫離最糟糕的情況。

寄養家庭制度在台灣推行，家扶基金會可說是一大功臣，他們領先其他社會福利組織，在80年代，為台灣兒童照顧寫下最重要的創新里程碑。

無論孩子因為家境貧困，導致原生家庭無力扶養；或是家裡出現暴力、不當管教等行為，寄養家庭都適時成為孩子的避風港。

仔細回溯起來，家扶推動寄養家庭的起源，有一位不容忽略的重要人物，就是出身台中端容眼科的藍采風博士。他在美國教書，也做寄養家庭服務研究，回台灣與家扶夥伴進行訓練時，提到這項在美國行之有年的制度，與兒童保護密不可分。

他認為，台灣也有迫切需要，應該考慮施行這項服務。

在家扶的理念，兒童在家中成長是最好的，因此，對寄養家庭制度化的想法相當認同，畢竟，大人們想像得再周到，總是有不足的地方。如果可以，還是希望讓孩子在暫時受保護、養育的同時，靜待原生家庭恢復功能，並接回孩子。
 

從無到有的開拓

事實上，在家扶所推出的服務中，寄養，可以說是最能深刻影響孩子生命的一環。

1972年加入家扶團隊的資深社工督導郭麗貞，對於這點，體會特別深。她是家扶開拓寄養家庭服務方案的早期開路先鋒，對於這項方案如何從無到有，如數家珍。

郭麗貞回憶，「一開始，因為台灣缺乏相關施行辦法，我們就以藍采風提出的寄養服務理論為本，模擬可能的寄養家庭樣貌，與可能需要協助的兒童背景。同時，以『何處是兒家』做為主題訴求，開始製作文宣品，到區公所、衛生所、婦女團體等地，宣傳敞開雙臂、接納寄養兒童的溫馨情境。」

「我清楚記得，1980年9月23日，寄出第一批招募寄養家庭的信，是最困難的第一步，因為信件發出後，始終石沉大海，」她透露，「後來，我們進一步追蹤，發現沒有消息的原因，是有能力提供寄養服務的家庭，由於孩子好不容易長大，父母想要有自己的生活，因此紛紛推卻這樣的美意。」

還好，皇天不負有心人，1981年1月，家扶找到可以配對成功的家庭，那是高雄鳳山的曹國慶、高慧慈夫婦。

這對夫婦，幾年前曾擔任家扶認養人，認養扶助了兩個孩子，也認養了一位育幼院童。假日時，他們會接這些孩子到家中過夜，星期天則一起到教會做禮拜，享受短暫的天倫之樂。

郭麗貞說：「我就是看到，曹國慶夫婦擁有接納孩子到自己家中的潛質，才極力說服他們嘗試。」

一開始，她希望可以藉由這樣的例子拋磚引玉，喚起大眾對寄養服務的興趣與重視，也可以因此透過媒體的披露，由家扶搭起橋梁，讓善心人士有管道提供孩子一個溫暖的家。
 

為四萬個孩子找到避風港

只是，曹國慶一家，為善不欲人知，他們有興趣照顧孩子，卻不希望被報導。而這樣，就無法收到拋磚引玉的示範效果。

「還好，在家扶同仁的勸說下，他們終於被打動，願意把故事分享出來，」郭麗貞興奮的說：「於是，我們就邀請《聯合報》記者，報導這位母親離家、父親因病過世而來到寄養家庭的故事。透過一系列報導，果然獲得許多迴響。」

「當時，許多人受到感動，表達擔任寄養父母的意願，成功踏出最難的第一步！」郭麗貞開心地說。

這位小女孩在曹家住了一年，後來結婚時，特別邀請曹國慶夫妻和郭麗貞當她的女方家屬。

踏穩這成功的第一步，1981年7月，家扶正式接受台灣省政府委託，在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五地，試辦寄養制度。

其中，高雄市政府在1982年10月，開出台灣首例，委託地方民間團體承辦寄養工作。內政部則在1983年頒布「兒童寄養辦法」，開始在全國推展。

翁慧圓觀察，華人文化重視濟弱扶傾、行善積德，閩南語中還有「吃人一口，還人一斗」等俗諺。這些，都是深深烙印在人們生活當中的文化認知，也讓台灣社會在經濟富裕後，轉而尋找行善、回饋社會的出口。

這一股來自民間的良善力量，推動家扶不斷的前進，將愛心帶到台灣的各個角落。

一晃眼，30多年過去，挽救了無數需要幫助的孩子，曾經接受安置照顧的寄養兒童人數，累積到2014年底，已有將近4萬5千位。
 

學習美國，超越美國

在台灣，只要經過縣市政府社會局評估，不管在原生家庭遭受虐待或高風險家庭的孩子，都可以接受這個服務。

寄養時間，從1、2個月到5、 6年都有，大多為1到2年，等原生家庭功能恢復到適合孩子成長，就會讓孩子回家。

這一點跟美國比起來，有本質上的不同。

大力推動寄養家庭的家扶第三任會長郭東曜就說：「美國的寄養服務，常常一照顧就到18歲，但我覺得這樣不好。」

且根據美國2000至2007年，針對寄養兒少後續追蹤的研究發現，長期在寄養家庭中長大的孩子，比其他在原生家庭中長大的孩子，更容易成為中輟生，並有犯罪、吸毒、未婚生子的行為。

他補充說：「我們在台灣的寄養，是時間愈短愈好，因為我們希望，在過渡時期之後，親生父母可以重新站起來，再次接納他們的孩子。」

這類案例，的確曾經發生。

有位爸爸是家裡的老么，在過度呵護下長大；當父親過世，他頓失依靠，從此一蹶不振。

沒有血緣親人的仗恃，妻子也跑了，兩個兒子跟著他，有一餐沒一餐，學校也長期曠課不去。

後來，家扶依據《兒童福利法》，將孩子送到寄養家庭。

在父子分離期間，兩個孩子見到父親時，總會問起：「爸爸，什麼時候帶我們回家？」每一次的對談、每一回的會面，都會轉為激勵爸爸改變的動力。

終於有一天，爸爸察覺自己先前有多麼頹喪不振，忍不住流下男兒淚。

淚，沒有白流。當他決定從自陷的困境中爬起來，曾經的舊識見到他願意改變，向他伸出手，不僅給他工作，還幫他買了一個貨櫃屋，讓他和孩子們有棲身之所。
 

預防另一個不幸

根據家扶基金會社工處的資料，重新安置寄養兒童、少年的原因，以受虐居多，虐待、疏忽、遺棄，占比至少6成。而依照國外的統計，有80%的家暴施虐者，曾經是受虐或目睹家暴的兒童；研究更發現，受虐者長大成人後，有1/3會成為施虐者、1/3不會，至於剩下的1/3，則是若遭受社會壓力，未來可能變成施虐者。

顯然，如果能讓受虐兒在溫馨的寄養家庭中成長，對預防未來另一個不幸家庭的出現，很有幫助。

只是這理想要落實，並不簡單。寄養服務，不是把孩子放到寄養家庭就好，想成為寄養父母，也不是有愛心就夠。

這些孩子，許多是在不健全的家庭中成長，很可能出現欺騙、偷竊等偏差行為，也可能特別缺乏安全感、同理心，課業表現還經常比較遲緩或落後，需要相當的耐心和專業來包容與引導。

要成為寄養家庭，基本上需要具備幾個條件：夫妻25至65歲、結婚超過2年、身體健康、國中以上學歷、收入穩定，以及家中具有足夠空間。符合這些條件之後，還必須經過健康檢查、家庭訪視、評估會議、職前訓練等。

這些訓練，主要聚焦在教養兒童與青少年的親職技巧、主照顧者的自我照護、依附關係的修復、寄養家長與兒童分離等議題的處理與面對。

另外，擔任寄養父母後，每年還要固定接受30小時的在職訓練；有時，為了因應實際生活需求，有些課程還會加入智能障礙兒童、少年的照顧技巧，以及居家環境設計、親子遊戲運用、健康飲食等議題。

目前，台灣每年約有600戶家庭，願意報名成為寄養父母，但經過一定程序評核後，最後能正式成為寄養家庭的，不到150戶。
 

頑石點化成金

寄養家庭儘管操作不易，但對於有需要的孩子，意義深遠。翁慧圓說：「你真的可以看到，有些受虐孩子到了寄養家庭後，不到半年，不但開始變得有自信，也看到人生的希望。」

郭麗貞就分享了張簡家的故事。

張簡家收容了一對姊弟，姊姊會打架、偷竊，還會逃學，考試的分數都是個位數。他們夫妻自己有一個孩子，對這三個孩子他們一視同仁，甚至利用晚上的時間，從ㄅ、ㄆ、ㄇ、ㄈ開始教這個姊姊。姊姊的成績突飛猛進，10個月後，她已經考到7、 80分。

那一年，在家扶中心的兒童節表揚中，這位姊姊在台上拿著獎狀驚喜不已，郭麗貞和張簡媽媽則在台下鼓掌，高興的拍到雙手通紅。

「誰說頑石無法點化成金？」郭麗貞感動地說，「張簡氏夫妻的愛心，改變了這個孩子的一生。」
 

謝謝你給我們一個小天使

對寄養家庭本身，也可能因此得到意外的人生禮物。

屏東家扶中心社工督導黃淑玲，回憶起已過世的排灣族牧師陳維翰，陳牧師和他的家族都是家扶的寄養家庭。

在陳維翰牧師家，少有其他寄養家庭會聽到的頭痛問題。和原生家庭分離的孩子大哭大鬧，牧師抱在懷裡安撫一下就安靜了。晚上，他們用故事取代電視，曾經一家人在客廳說故事，說著說著，大人小孩都睡著了。

後來牧師罹患癌症，多次進出安寧病房，身體非常虛弱，黃淑玲去探望他。

就在院子裡，她看到牧師和寄養的小女孩手牽手散步，享受父女的天倫之樂。黃淑玲上前打招呼，牧師氣若游絲，語音不清，小女孩乖巧地上前代牧師說了一遍，「叔叔是說……」

「這小女孩竟然能聽懂牧師講的話，」黃淑玲驚訝不已。難怪提起這個小女孩，師母總是告訴她，「謝謝你帶給我們一個小天使。」

牧師去世前留下訣別信，信中仍遺憾自己無法陪伴寄養童長大。臨終前，師母和孩子握著牧師的手，一起度過最後的人生。這一幕，黃淑玲始終不能忘懷。

（本文摘錄自《愛的先行者—翻轉50萬個生命的家扶》一書第114～124頁，感謝天下文化慨允轉載。）
 

暴風雨中的彩虹屋—打造療傷新空間

1999年9月21日，一場毫無預期的大地震，重創了台灣中部，成為台灣自二次大戰後傷亡最慘重的天災，許多家庭在天搖地動之間瞬間瓦解，也產生了無數創傷症候群。

一群曾在阪神大地震服務的日本社工師，來到台灣，想替災後重建盡份心意，卻發現在南投埔里使不上力。

後來他們和家扶聯繫上，來到當時的台中縣。他們帶著孩子在廚房中烹飪，藉著遊戲般的活動，抒發身心，效果十分顯著。

參與這項治療的心理醫師李秀娟回顧，「這是一個很溫暖的過程，當時的概念是，家庭中與孩子互動的核心是廚房，而且廚房可以讓孩子的心跟口都得到滿足，也是父母親表達對孩子愛意的最佳情境。」

空間色彩繽紛

在這個過程中，家扶也發現了，阪神大地震後所發展出的「彩虹屋」治療機制，也許也適合引進台灣，為災區民眾進行治療。

日本的彩虹屋是結合各專業領域，歷時5年以上，才共同實驗出的治療模式，它以色彩繽紛的空間，打破原本心理諮商室的冰冷，容易讓人卸下心防，融入治療與諮商的情境中。

於是家扶基金會邀請台灣的小兒科醫師、諮商師，一起到台中觀摩這套讓人身心安頓的治療方式，也親自到日本去探訪彩虹屋的施行狀況。

「我們對當地服務方案施行的精緻，感到很驚訝，」當時一起前往日本觀摩的翁慧圓回憶說：「心理學、社工服務等領域的專業手法很細膩地融入各種設施，不論是人性心理或人體工學、配色等細節，都考量到使用者的需求，空間也不會產生幽閉感，讓人很安心。」

台灣或許沒有這樣精緻成熟的空間，不過，遊戲治療對家扶來說並不陌生。

引進遊戲治療模式

曾經是兒保服務第一線的社工，後來也參與南台中家扶彩虹屋規劃的陳靜惠，如今是南台中家扶中心的社工督導，她分享了自己接觸遊戲與藝術治療的開端。

那是她印象最深刻的兒保個案，一個單親家庭手足嚴重暴力的案件。

案中的媽媽，不堪丈夫長期施暴而離家出走，丈夫心生報復，於是性侵還在念小學四年級的長女。媽媽知道後，帶著6個孩子離開家裡，這位父親則被判刑8年。

這家人雖然從此遠離父親的威脅，不過，暴力的陰影和他們形影不離。

媽媽的個性軟弱，又得在夜間工作，於是身為長女的姊姊，擔起管教弟妹之責。姊姊的情緒不穩定，常以毆打管教弟妹。

家裡幾乎天天雞飛狗跳。老大打老二，老二就去打老三，老三轉身在老四身上出氣，一個打一個，一直打下去，嚴重的時候，曾被打到手無法握筆。

結果，大姊心理受創、大妹逃學、二妹出現尿床的退化行為，大弟和二弟用偷竊建立成就感，小弟念小學，就已經很會察言觀色。

怎麼樣才能幫助這個失能又失序的家庭，走出沉痛的創傷經驗？陳靜惠一度非常苦惱。

後來，經過討論，她嘗試和心理師合作，引進遊戲治療模式，分別為每個孩子進行心理治療。

加上其他技巧、方法的交叉運用，2年4個月後，這個原本傷痕累累的家庭，宣告重整成功。老大到老四後來都上了大學，每個月還準時到家扶中心幫忙清洗魚池。

「遊戲本來就人人喜歡，孩子的語言表達不夠成熟，透過遊戲來進行心理創傷的治療，是再好、再自然不過的方式，」翁慧圓解釋。

看到這個成果，陳靜惠幾乎喜極而泣。家扶基金會進一步開辦遊戲與藝術治療的專業訓練，1999年新竹家扶中心完成家扶首創的遊戲治療室，隔一年，在當時的台中縣家扶中心完成台灣版的彩虹屋。

台灣的彩虹屋先從豐原起跑，再到沙鹿，繼而推廣到全國各家扶中心。雖然最早是為了撫平921大地震的傷痛而設，但因為治療成效良好，後來推廣到受虐兒童。

在彩虹屋的遊戲治療室裡，有沙堆、玩偶、樂高積木、大富翁等玩具，孩子可以自由玩樂，家扶的諮商師常常花上幾個小時陪孩子玩。

這些心靈受傷的孩子剛到彩虹屋時，大致有兩種反應：一種是退縮自閉，認定是因為自己不好才被大人打罵；另一種則是如同小霸王般蠻橫，甚至出現攻擊行為。幫助不同反應的孩子，彩虹屋的老師有不同的方法，有時候是安靜陪伴，有時候得扮演受氣包。

心理諮商師李逸明，曾經在部落格上分享一段特別的經驗。

有個孩子來到彩虹屋後，發現李逸明不像他父母一樣兇巴巴的，反而一副很好欺負的模樣。他就透過玩大富翁的機會，想盡辦法欺負李逸明。

他把牌統統推倒，然後支使李逸明排好，又霸道地不准李逸明買房子，極盡所能讓李逸明輸，自己好在這場遊戲中成為大富翁。

「我每次都會故意讓他，滿足他在現實之中無法被滿足的成就感，」李逸明解釋自己的做法。

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這個孩子開始主動倒水給李逸明喝，甚至還幫忙她做事情。

即使最終不能改變孩子的命運，在彩虹屋的相處經驗，也可能成為孩子終身珍藏的記憶。

不離身的慶生照

美術治療師林惠愛曾經幫一個小五的男生，做美術與遊戲治療。

這個小男孩每次到彩虹屋，都帶著弟弟妹妹一起來，可惜他來的次數不多，因為住在新竹縣鄉下，他要到市區的家扶，得轉好幾路公車。但是他俊俏的模樣、刻意討好大人的態度，令林惠愛印象深刻。

林惠愛至今仍記得，他在彩虹屋的最後一張畫作。畫中的孩子一個人孤伶伶地站在漆黑、閃電、打雷的屋外，林惠愛問孩子，「畫中的小孩可以趕快進屋嗎？」

孩子微笑著說，不知道。

許多年後，林惠愛在一個安置機構巧遇這個孩子。孩子已經長大，因為犯錯而被送到安置機構，他看到林惠愛來訪，連忙叫住她。他拿出當年在彩虹屋慶生的照片，告訴林惠愛，這些照片他一直帶在身上，每次看著照片，便感受到自己被關愛、被重視，心裡頓時獲得滋潤，很快克服當下的負面感受。

再見到這位少年，林惠愛感慨萬千，「我知道在長期缺乏家庭溫暖後，『屋』是再也進不去了，但是慶幸那幾張照片陪伴他走過人生的一段低潮期。」

由於這一項服務擁有在地化、社區化的特色，各地家扶中心相繼開辦相關的訓練課程，也吸引了一些有需求的小學、幼稚園前來觀摩，漸漸和校園進一步的結合。

第一座多重社會工作基地

八八風災後，經過近3年的籌劃與興建，家扶在高雄市杉林國中打造了一座設計特殊的彩虹屋。

這座2層樓歐式建築的彩虹屋，建築面積有200多坪，不僅規劃了攀岩牆及戶外體驗設施，更和周邊的樹林融為一體。這裡結合諮商輔導、心理治療與體驗教育等多種功能，杉林國中也配合家扶基金會，培訓一批體驗訓練的種子教師。

家扶的彩虹屋，也從個案服務，進一步擴大為從事學校、社區及災變社會工的共同基地，邁向服務新里程。

以不同的觸角接近有需要的孩子，只希望每個暴風雨後的人生，都能遇到美麗彩虹。

（本文摘錄自《愛的先行者—翻轉50萬個生命的家扶》 一書第220～227頁，感謝天下文化慨允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