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視障者更多貼心和關懷──藍介洲的用心做社工

文／陳芸英

• 藍介洲小檔案

出生年：民國六十二年次
失明年紀：7歲起視力逐漸走下坡，16歲全盲。
失明原因：視網膜剝離
目前視力：全盲
工作單位：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
現任職務：社工師
學歷：台大社工研究所畢業
經歷：1993年考上中興大學社會系社工組、1996年榮獲第一屆殘障特考、1997年中旬任考試院書記、該年底考上社工師執照、1998年任台北市政府勞工局推廣員、榮獲十大傑出青年、1999年底考上台大社會研究所。

• 故事介紹

因為視網膜剝離，藍介洲16歲就成了全盲的視障者。
中途失明，他也曾經悲情過，但為了給自己的人生一個經驗，他仍決心考大學，並順利的考上；為了爭取當時不允許盲人應考的社工師，他據理力爭，最後以榜首考取；為了要做好社工師這個職業，他決定投考研究所，再繼續唸書。
他對自己的人生規劃始終有著「最明確的目標」也有「最壞的打算」，就如同他對社工師這個工作一樣，他堅持從事身心障礙者的輔導工作，只因為他想以自己過去走過的路，給視障者更多的貼心和溫暖。

　　一位憂心忡忡的家長正跟社工師藍介洲討論他孩子的視力問題，「這半年來，他的視力從一點零直接退化到零點五，怎麼辦？」

　　地點是在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的辦公室。

　　藍介洲安撫他焦慮的情緒，建議他先帶孩子到醫院檢查，等答案出爐，如果狀況不佳，再慢慢討論接下來的就學、適應、輔具等等。但這位家長依然十分緊張，「他才8歲，將來會不會失明？」

　　「你不要擔心，我保證一定會幫你的孩子提供最好的協助，即使失明還是會有對策，我們保持聯絡，有問題隨時找我。」家長聽到他的「保證」頓時鬆了一口氣，安心的離開。

　　望著他離去的背影，藍介洲心想，當年他視力不好的時候，他爸爸應該也這麼憂心吧！

　　那時他也8歲。

開三次刀，宣布全盲

　　8歲那年，他發現黑板的字看不到了，老師交代的作業根本不知道怎麼寫，爸爸媽媽很緊張，便帶他到眼鏡行檢查，結果發現他患有先天性高度近視，眼鏡度數高達500。

　　500度近視非同小可，後來媽媽透露，她懷孕時患過德國麻疹，不知道有沒有關係？醫生覺得有可能，但沒有斷定。

　　小學四年級，他的左眼出現異樣，上半部一片白，下半部有時只看得到一點東西，兩天後，左眼突然萎縮凹陷，這時爸媽慌了，連夜搭火車從台南趕到台北找台大有名的眼科醫生蔡武甫。

　　那是一個隆冬的清晨，台北下著大雨，三人縮著身體抵達台大門口時還不到五點，然而「台北」這座大城市的吸引力立刻驅除天候的嚴寒，爸爸也是，「你要不要到附近逛逛？」像是來台北郊遊似的，「好！」父子兩手牽手到附近參觀總統府，只有媽媽盡責地在醫院守候，等他們逛完返回台大醫院時，大門已開，媽媽說，「剛剛的狀況真是盛大呀！醫院的門一打開，外面排隊的人全部衝進去搶椅子掛號，」因為蔡武甫是眼科權威，大家怕掛不到號。

　　蔡武甫看了藍介洲一眼，沒有使用任何的醫療器具，就斷定他患了「視網膜剝離」，爸媽不了解嚴重性，接著問要不要開刀，他斬釘截鐵的說，「開刀沒用，到美國、到世界各地都沒用。」蔡醫生再看他的右眼，預言右眼將來也一樣。

　　外面的雨勢越來越大，模糊了大人的雙眼，只有他還天真的問，「要回家了嗎？我們下一次什麼時候再到台北來？」

　　從此，一家三口經常往台北跑，從台大轉到榮總，從蔡武甫醫生轉為劉榮宏醫生，同是名醫，不同的是劉榮宏醫生多了一個頭銜，當年蔣經國先生因糖尿病罹患視網膜剝離時，就由他操刀，然而他的看法跟蔡武甫差不多──放棄左眼，右眼以半年檢查一次為宜。

　　雖然他們保持每半年到台北檢查一次的原則，但台北對他的吸引力卻逐漸消失，因為他的視力以百度速度不斷翻新，眼鏡則一換再換，國三時，近視度數已高達一千五百度。

　　國中畢業，他選擇念嘉義農專。

　　專一下學期，他發現右眼往某個角度注視時會出現黑影，那是不正常的徵兆，他心裡有數，但潛意識裡卻逃避事實，一個禮拜後，右眼視力急遽惡化，眼前所見的東西全被扭曲，他努力撐著，直到撐不住了，有一天他跑台南老家，隔天家人立刻帶他到榮總，「看情形這要開刀了。」

　　在醫生的建議下，他一年總共開三次刀，開完第三次後，右眼開始萎縮，視力幾近零，只剩光覺，醫生只好宣布——以後不用再來了！

　　藍介洲知道自己沒救了，那時他才16歲。

在學校迷路，靠摸索生活

　　他的同學不是埋首課本就是參加社團，他卻每天關在家裡聽收音機，直到爸媽下班才帶他外出散步，週而復始。

　　他試著想開瓦斯自殺，但他的膽子實在太小了，根本提不起勇氣，只好繼續待在家裡。倒是他的父母很果斷，決定帶他到台中啟明學校就讀，頭也不回地離開，留他一人住宿。

　　「剛到啟明學校，我根本不會單獨走路，連在班上都常常『迷路』，不是找不到座位，就是走錯方向，心裡非常恐懼。」他是班上唯一的中途失明者，對於「盲」完全不能適應；「好在班上有一位同學願意專門帶我走路，陪我到想去的地方。」藍介洲說，他印象中的盲人是行動緩慢的，但那位帶他的同學健步如飛，他以為他是弱視，沒想到竟然全盲，而且不僅他如此，其他同學都一樣，而且非常熟悉校園的地理位置，讓他自嘆不如。

　　有一次，那位帶他的同學有事不帶他走路，「那一天我全身不對勁，緊張極了，走路時不知道前面有什麼障礙物，我就找牆壁，摸著走才有安全感；但從教室到宿舍有一段路沒有牆壁，我只好先用腳伸出去試探前面的路，確定安全才跨出去，不過好幾次不小心掉進水溝裡。」他的糗狀被老師逮個正著，老師建議他，「介洲，你剛失明，還是先拿手杖走路比較好，」沒想到他竟然成了全校唯一拿手杖的學生。

　　學校的生活一下子變成「摸點字」、「拿手杖」了，他的情緒莫名地掉入悲情裡。老師和同學對這位新同學很好奇，「你為什麼看不到呀？」他得把自己過去的故事一遍一遍重複，可是他失明的傷口還沒結疤呀。

　　他在班上雖然點字摸得慢，但功課很好，幾乎都是第一名。週末、假日，爸媽會帶著好吃的東西來看他，他的情緒逐漸往回升，慢慢穩定下來，而且放長假就接就回台南老家，對他呵護備至。

　　高三畢業那年，適逢教育部開放盲生就讀的學校已從原先的淡江大學歷史系、中文系，文化大學音樂系增加到清華大學、中央企管系、台灣師大特教系、彰化師大特教系、中興法商法律系及社會系社工組，但他考上的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社會系社工組卻是第四志願。

　　念大學的動機很單純——給自己的人生一個經驗而已。他沒有特別規劃，甚至畢業後做按摩他也覺得可行。

　　在大學，班上除了他之外還有另一位盲生。大一雖是新鮮人，但對他的意義卻是重返「明眼人」的生活圈。

　　同學對他很好，也許不只好，更多是同情也說不定。上、下課都有同學到宿舍接他，展現十足的熱情和誠意，但日子久了，自然而然把他當一般人看待，再加上同學們偶爾蹺課、賴床，這下他得學會自立自強，鼓起勇氣走出去。

　　不過校園外的環境對他來說十分複雜，最大的挑戰是從宿舍到學校得經過很多條大馬路，車水馬龍，馬路如虎口，令他害怕不已。面對環境的改變，他毫無退路可言，他一步一步的突破，例如聽車流「聲音」過馬路，有一次碰到右轉車突然插進來，他的手杖就被車子壓扁了，讓他心驚膽跳。

　　「其實我的心情和生活都是邊走邊學的，因為每一個階段自然就會有每一個階段的問題要面對；旁人眼裡或許是毫不起眼的小事，對我來說都是新嘗試。」這嘗試還包括考試。

考上社工師，不適應公務員

　　大三升大四的暑假，他參加第一屆殘障特考，他原本以為有機會應考就好，對自己考上與否根本沒多大把握，沒想到放榜了，他是唯一錄取的全盲生，竟成了全班最早有工作的人，「同學聽我考上都滿羨慕的」。

　　畢業後，他被分發到考試院，職稱是書記，主要工作是在「公務人員退輔基金監理委員會」擔任電腦打字員。「其實剛到這個單位時，心裡還是會有挫折感，因為每天要接觸一大堆報表、統計數據，這些東西沒有辦法用點字呈現，盲用電腦也無法克服這些問題。」藍介洲最後跟上司溝通，希望能調到一個自己能力應付得來的工作，後來他改擔任「會議記錄」，就是把內部會議紀錄錄起來打到電腦當資料。

　　這份工作非常單調，沒有任何挑戰性，做了半年他就沒興趣了。

　　該年年底，恰逢「社工師」的專業證照考試首次舉辦，不過他的全盲身分不符合國家考試的應考體格標準，他決定據理力爭。

　　幸運的是，考選部專技考試司長林光基以專案提報考試院，極力協助，他強調藍介洲雖然全盲卻不影響將來擔任社工師的執行能力。在考選部與一些盲人團體的努力下，終於說服內政部社會司，經考試院專案通過，首開准予盲生應考的先例。

　　放榜結果，藍介洲一鳴驚人，在兩千多位應試者中以「榜首」錄取社工師證照。他的成就在當時引起社會熱烈的討論。

　　儘管高考及格和公家單位有保障的工作令人欽羨，但並沒有帶給藍介洲多少歡樂。他很快察覺公家單位不適合他的個性，因為浪費太多時間在公文往返上。

　　此外，他發現大學所學有限，後來他到台北市政府勞工局時發現有些領域屬於社工，由於沒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感覺很虛」，他決定投考研究所，繼續唸書。

　　2000年初他考上台大社會系研究所，順勢辭去勞工局工作，當起「研究生」。

　　這個決定對絕大部分的視障者來說是大膽的，但藍介洲有「最明確的目標」也有「最壞的打算」，即使研究所畢業後失業，「我不排斥去按摩」。

研究所的收穫，社工的精神

　　台大研究所給他最大的收穫是「社工精神」。面對個案用的是「平權」的概念，對個案的接納不是用嘴巴說，而是用行動證明。

　　他以前念大學時一直心存矛盾，為什麼社工員說的比做的還多，並曾為此迷失，還好研究所的課程化解過去的疑慮，尤其老師的經驗分享，把社工的精神和價值凸顯出來。

　　有一位老師過去一直做低收入戶，他說，他到個案家時，絕對不會因為他家比較亂比較髒而站在門口，他一定走進去，這雖是一個很小的動作，卻說明社工人員對個案的接納度。

　　那一陣子，這位老師因為看不慣機構的人事物而興起「不如歸去」的念頭，他離開社工員的職務兩個多月後，因捨不得個案又重返職場，當他家訪面對個案時，個案關心的問：「咦，怎麼好久沒見到你了？」這句普通的問話反而讓老師很感動，他說，「原來個案也會關心社工人員，」他的整顆心柔軟下來，對機構的不滿遠遠拋諸腦後。

　　另外有一個老師專做原住民個案，上課前他要大家先放棄對原住民既定的價值觀，原住民喝酒、沒有儲蓄概念等問題，「喝酒也許是原住民的一種生活方式，休閒文化，每一個文化的建立都有其特色，不能用我們自己的認知方式解讀他們。」

　　這兩位老師諄諄告誡他們，社工素養和社工教育就是跟個案在一起，不是上對下的關係，不是權利的關係，而是服務的關係；老師以身教方式教課，深深打動他的心，讓他很感動，也確定他將來就要這麼做。

　　研究所的課程讓他有更多的反省，更多的角度接納各種族群，摒棄既有的偏見，社工更應該有更多角度的看法，而不是以單一的一套角度來看，這些是他研究所很大的收穫。

　　研究所還沒畢業，藍介洲已經確定自己未來的路，他雖擁有同學羨慕的高考資格，但他確定畢業後會直接到私人機構直接服務個案，跟個案站在一起，和他們一起面對困難，希望為了個案付出而看到成果、改變或成長。這個力量一直支撐著他實踐自己的理想。

　　研究所畢業後，他按一般人找工作的方式寄履歷表，很幸運的，當時「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剛好應徵，他表明渴望服務個案，奉獻熱忱，結果馬上被錄用。

不標榜頭銜，更親近個案

　　剛上班，藍介洲請「定向行動」老師帶他熟悉新環境，包括從他家走到公司怎麼走，路上會遇到哪些紅綠燈，經過哪幾條馬路，碰到什麼東西表示是公司大樓，實際帶他走幾遍，讓他建構「心裡地圖」。

　　走進辦公室，「定向行動」老師預先幫他設計一張辦公室地圖，老師用不同材質（如保利龍、棉花、布）標示飲水機、廁所、桌椅、會議室等，讓他先摸一下地圖，熟悉辦公室的位置後，再實際帶他走一遍，以這些方式帶他認識環境。

　　在工作上，藍介洲的工作內容大概劃分為三大部分，一是特殊安親服務，二是建構家庭組織網，三是設計視障親子活動。

　　這個工作環境直接接觸案主的型態確實是藍介洲的理想。雖然私人機構的待遇不如公家單位高，藍介洲在台北市政府勞工局時，以大學資歷敘薪都比他在私人機構，以研究所資歷敘薪的薪資還高，但就他自己而言，薪資的多寡不重要，他在乎的是工作能不能符合自己的興趣，快不快樂、付出有沒有成就感才重要。

　　藍介洲在工作上的職稱叫「社工師」，但他喜歡別人叫他「社工員」，因為有階級之分，他個人一直不喜歡標榜太多的頭銜，他不會主動跟別人說「我有社工師執照」，也不說「我高考及格」，更不會說「我台大社研所畢業」，他覺得這些東西與工作無關，說了反而增加自己與別人的距離感，說社工員比較可以跟個案站在一起。

　　對於社工師，他的方向很清楚，就是從事身心障礙者的輔導工作，以自己過去走過的路，給他們更多的貼心和溫暖。

自身經歷，給視障家長力量

　　藍介洲在接到半年內視力急速惡化的八歲小孩的個案之後，再度跟家長做個懇談。他誠實的說，「這孩子的視力應該不會好起來，現在我們要做的，是找出可以協助他的方法。」

　　首先，他建議家長趁早讓孩子累積視覺記憶，多看一些東西，讓他有更多明眼時代的經驗和概念，其次，他會請特教老師幫孩子做「視功能視覺評估」，然後他再依評估結果告訴小孩的學校老師，做一些配套措施，包括是否用「擴視機」或放大鏡看書等，最後，他提供一些經社會局評估優良的、專收身心障礙的「安親班」，請他們照常作息，現階段小孩教育方面的問題，他會盡最大的努力協助他們解決。

　　「藍先生，我們還擔心他的未來。原來我們為孩子規劃的前途，是按一般小孩的狀況，現在恐怕要改變了。」

　　「沒錯，但不表示未來就沒有機會。」

　　藍介洲把視障者將來可能的工作介紹給他們聽，鋼琴調音、電話服務、電話行銷、電話諮商、電話市調、廣播製作、播音人員、總機人員、錄音工程、程式設計、軟體開發、網頁設計與管理、網路規畫、資料庫管理、電腦系統維護、電腦打字、專案企劃、行政助理、研究助理、會議記錄、文書編輯、音樂演奏、音樂創作、音樂教學、音樂治療與文學創作等。

　　這位家長對小孩的未來原本充滿疑慮，藍介洲本身的視障身分常常給他們無形的支柱，他們聽完他的說明，鬆了一口氣，安心地離開。

　　服務「特殊個案」佔藍介洲工作的三分之一，其餘時間，他邀集各相關領域專業，辦親子講座，增強家長的支持能量，幫助他們接納孩子視障事實而發展出家庭應有的功能。同時他也負責「家庭組織網運作」，就是建立視障家庭聯絡網並由專人負責，透過電話聯繫、傳真及郵寄，提供快速而正確的訊息傳遞管道。

　　在辦公室，他是唯一的視障社工師，而且他高考及格具公家機關資歷的專業背景，成了辦公室同事的諮詢對象，他的同事江先生說，更難得的是他平易近人，工作投入、思維細膩，尤其企劃執行能力特別強，江先生以藍介洲負責的「在生命的轉彎處」的活動舉例說，他就將活動分為就學組和就業組，針對這兩組人馬安排相關的諮詢人員，連義工都是符合他們需要的人，這麼一來，表面上的活動是「遊山玩水」，實際上，每個人都得到了收穫。

平常上班族，享受人生

　　視障在藍介洲的工作和生活中所造成的障礙極其有限，除了工作之外，他也懂得享受生活。

　　他喜歡自己作菜，辦公室的同事常常偷看他帶什麼午餐。有一次同事看他帶義大利麵，材料有肉醬、蛤蠣、洋蔥、蕃茄……應有盡有，便偷嚐幾口，「哇，很好吃耶！」急著問他怎麼會做，「你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呀！」同事要求他做給大家吃，他從善如流，每個人都吃得津津有味，「我們還要吃義大利麵……」說得很不好意思，他也答應了，大家手舞足蹈，「他令我們驚訝的是菜色搭配得很棒，我們都自嘆不如。」

　　他也愛旅行，而且是做高難度的自助旅行。2001年他和女友一起去北京，那是的第一次離開台灣，出門前因感冒到診所看病，要求醫生多開幾天的藥，護士一聽他要出去玩，滿臉疑惑，「眼睛看不到，到哪裡還不都一樣？要怎麼玩？待在家裡就好了。」對他來說，的確不一樣。

　　選擇北京是想體驗很冷的生活，他印象很深刻，溫度零下，旁邊聽到的語言跟台灣不一樣，走到萬里長城時心裡的感覺說不出來，「很多事情是心裡的體會，用耳朵聽、感受。感覺那邊的味道、聽那邊的聲音，湖面結冰，他們走在湖上，感覺湖面結冰。」

　　2003年1月他更進一步到日本做為期半個月的自助旅行，從東京、京都、大阪、神戶、姬路、奈良、東京、箱根，那一次旅行是他生平第一次摸到雪，在箱根他們住青年旅館，那天旅客不多，每個房間的浴室都可以泡溫泉，有一天他玩得很累，回到房間倒頭就睡，凌晨三點多起來沒人，他自己去洗溫泉，他把窗戶打開，外面冷空氣飄進來，可是身體是熱的，外面是冰的，他泡得很熱，站起身，外面冷空氣進來，他又坐下去，很隨意，在旅遊當中有很多特別的經驗。

　　藍介洲過的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若說他和別人有什麼不一樣，他懂得享受人生，即便是視障，他也不放棄這個權利。

採訪後記

　　第一次到藍介洲位於民權東路租賃而居的房子時，我因為走錯路，所以遲到了幾分鐘。

　　我每次走錯路的心情都很複雜，尤其那一陣子都在採訪視障朋友。

　　介洲說：「我們生存確實沒你們容易，但也沒你們想像得難，因為我們懂得利用別的感官了解周圍的環境，例如觸覺、嗅覺、味覺等等。」咦，這句話好熟悉啊！

　　對了，有一次我陪一位視障朋友散步，沿途他就不斷為我介紹附近的環境，「這家泡沫紅茶店的小菜不錯吃喲！」過了一會兒，他又說：「如果你晚回家，可以到這家7-11叫計程車，比較安全。」他彷彿長了眼睛，所介紹的店和我眼睛所看到的完全一樣。

　　「你怎麼知道的？」我忍不住這麼問。

　　「泡沫紅茶店有它們的的味道啊；7-11的自動門打開時，也有專屬7-11的味道傳出來……」不過，他另一種判斷方式是，那一家的7-11走廊上的磁磚跟其他不一樣，事實上，「這一條走廊鋪有好幾種不同的磁磚，我都知道踩在哪些磁磚，代表哪一家店。」天啊，我走路哪會注意地上的磁磚啊，「是啊，因為你有眼睛啊！」

　　沒錯，明眼人因為有眼睛，所以其他感官幾乎失靈了。

　　我記得有一次陪一位視障朋友搭公車回家，他居然比我先按鈴，「你怎麼知道那一站到了？」他說：「這簡單，因為我要到的那一站之前有個左轉加右轉，公車轉彎時身體會有感覺，當然知道要拉鈴下車囉！」

　　我發現每位視障朋友的心裡都有一張「心靈地圖」，這張「心靈地圖」是在他們失去視覺之後才建構完成了。我甚至相信，人在失去某種能力後，其他能力會發揮更強的力量以輔失去的不足，這似乎是人的天的天性吧！

（本文取材自《美麗新視界》一書第100～120頁，感謝寶瓶文化慨允轉載。）